法律资料网-法律资料免费资源平台

　　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检察机关“四化建设”一项重要内容，关系着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党和政府形象。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构，承担着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重任，自身不仅要带头学法，自觉守法，更要自觉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是解决检察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客观需要、提高执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迫切需要。
　　 一、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思想观念有偏差。少数干警执法观念陈旧，没有树立人权观念，不重视法律的人权保障，不严格遵守各项执法规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没有树立办案数量、质量、效果、效率、规范、安全相统一的观念，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片面追求办案数量、办案力度，放松对规范执法、办案效果的要求。没有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不能客观公正地行使检察权等等。
　　 2.落实举措不全面。部分干警对上级检察机关出台的促进规范执法的举措和要求不理解，认为会束缚办案行为，影响办案进程，是浪费人力财力没有实际作用，所以对这些措施和要求满足于表面上的应付，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对上级提出的整改意见不全面落实，敷衍塞责。
　　 3.监督管理不到位。认识上，检察机关领导不愿自我揭短，执法干警对自己的监督行为不理解、不支持，对各项监督行为有抵抗情绪，从事监督工作的人员，认为和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愿得罪人，不敢监督。方法上，缺乏那些真正管得住，使执法干警对执法不规范的行为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的办法。
　　 4.追究责任不严格。一些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疏于对执法办案干警的管理，对执法办案中出现的问题责任追究不严，该调查的不调查，该处分的不处分；有的隐瞒不报，压案不查；有的避重就轻，迁就照顾；有的用组织处理代替纪律处分，以批评教育代替组织处理等，纵容和袒护违规办案，使得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查处，培育了执法不规范现象的滋生土壤。
　　 二、提高执法规范化建设水平的对策建议
　　 1.从人的角度出发，打造规范执法队伍。一是大力加强规范执法观念教育。要通过深入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让每位干警牢固树立“人权”观念、“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三个效果”统一的观念、在“镜头下”办案的观念，引导干警一步步打牢规范执法的思想基础，逐步实现由刚性执法向理性执法的转变。二是大力加强规范执法能力建设。要组织干警认真学习高检院《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http://www.cylunwenw.com/city-chengde/同时组织和参加各类实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突出抓好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的教育培训工作，促进他们熟练掌握执法行为规范，提高规范执法的能力。还可以开展检察礼仪规范教育，邀请知名礼仪专家根据检察实际主讲礼仪课，使广大干警掌握仪表礼仪规范、公务礼仪规范、接访礼仪规范、案件受理礼仪规范、办案礼仪规范等方面，使礼仪内化于心，外固于行，自觉遵守各项检察规范。三是大力加强规范执法引导。定期组织开展正反两方面案例点评活动。选择体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要求的案例，从正面引导干警执法；选择因执法不规范引发舆论炒作或者群体性事件等方面的案例，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危害，以典型案例警示干警规范执法。通过以上措施，执法规范化建设根植于干警脑中、融入到执法实践中，推动执法办案工作健康发展。
　　 2.从执行的角度出发，严格执法过程控制。一是执法过程实行流程控制。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检察院试点推行检察业务、队伍与信息化建设“三位一体”规范化管理机制，通过在检察工作中引入质量管理理论，精确规定每项检察工作职责，以程序化的方式描述运作流程，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明确，这种流程化的方式对执法过程起到指导、提醒和制约作用。目前，“三位一体”规范化管理机制可以在检察机关推广，以此强化对执法各环节的全程监控和动态监督，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科学管理水平。二是案件实行规范统一管理。在各地探索成立案件监督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高检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也于今年1月1日成立，履行集中管理职责，对案件进行全程管理和动态监督，这对强化内部监督制约、规范执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地也应该增设案件管理办公室，履行案件监督管理职能，在办案程序、案件质量上科学设置“把关点”，切实保证执法办案活动的严格、公正、规范、文明。三是执法结果实行事后回访。每年要开展一次案件大回访活动，对当年办理案件，采取电话回访、信函回访、直接回访等方式，进行随机回访和重点回访。重点回访的案件包括上级院交办、在本地有较大影响以及群众关注的案件。回访的目的主要是看执法过程是否规范，执法结果是否实现了“三个效果”的统一，同时主动听取当事人对检察执法办案工作的反馈。
　　 3.从监督的角度出发，加强规范执法监督。一是强化内部监督。一方面，要推行检务督察工作机制，案件在办理过程中，检务督察小组和安全督察员作为“流动哨”，要随时对案件进行“规范化扫描”，促使办案干警时刻注意自身行为。对执法不规范现象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可以推行安全督察员制度，在检察机关内部聘请安全督察员履行督查职责。安全督察员从四个方面进行督查:一查安全预案是否制定，避免时间紧急不制定预案，制定的安全预案是否有针对性，避免流于形式；二查手续是否到位，避免违反程序办案；三查“一问两告知”是否落实，即是否询问犯罪嫌疑人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告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和同步录音录像情况；四查“一案三卡”是否制定，即监督卡、告知卡和自律卡。同时对办案过程进行重点督查，对发现办案安全隐患的，立即向有关责任人提出纠正意见，并督促整改。二是接受外部监督。要努力健全外部监督网络，主动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检察工作，召开座谈会，主动征询对检察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健全人民监督员工作机制，“三类案件”、“五种情形”全部纳入监督范围，保证执法活动的公正与规范。三是深化检务公开。要将诉讼程序、诉讼期限、办案流程、案件处理、办案纪律等信息通过检务公开栏张贴、电子触摸屏查询等形式，供相关当事人查阅，接受群众监督，在便民、利民的同时提高执法办案的透明度。
　　 4.从信息化的角度出发，强化执法规范保障。一是执法办案工作实行网络化管理。有条件的检察院，可以安装办公、办案规范化管理系统。办公系统可以传阅电子公文、收发电子诉讼文书、记录工作日志、讨论案件等的平台，保密又快捷。办案系统可以对案件进行录入管理，由电脑自动对办案程序、时间进行监控、警示，督促办案人员及时办结，杜绝超期羁押等不规范的现象。二是看守所讯问室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看守所也是提审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场所，有必要安装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系统，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外，有条件的检察院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看守所和办案区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室联入检察机关监控系统，方便对办案区和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室的情况进行实时察看和指挥，提高办案工作效率，增强对执法规范的监督实效。三是办案区域实行全天候视频监控。办案区视频监控是不同于同步录音录像的另外一个独立的监控系统，通过对检察机关办案区的讯问室、询问室、指挥室、备勤室、暂押室、卫生间、走廊等部位实行全天候、全覆盖监控，强化执法办案过程监督，促进干警严格依法文明办案。
　　 5.从结果应用的角度出发，巩固执法规范实效。一是严格执行通报处罚和执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规范执法相关规定、不遵守办案纪律等问题，情节较轻的，经查属实后要发出书面通报并对个人和分管领导进行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作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对办案过程中因失职失误出现差错的相关人员予以责任追究，通过严厉的处罚措施使干警时刻绷紧“规范执法”这根弦。二是执法规范情况与绩效考核、评先表模挂钩。要将执法规范内容量化在干警个人的绩效考核中，对落实上级院规范执法规定不到位、执法不严格不规范的扣除绩效分数。同时评先表模也只在执法规范项目全部合格且考核为优秀的干警中产生，以此树立良好的导向作用，提高规范执法的积极性。三是认真做好执法不规范问题的总结、反馈和整改工作。在严格责任追究的基础上，将执法规范日常和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为“一案一总结、一事一评议”的重点内容，通过及时反馈、个人和部门总结整改、全院集中评议，引导干警认真总结反思，不断提高规范执法的水平。

　　【摘要】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法律赋予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法定解除合同。但是，由于合同法定解除权毕竟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所以对于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必须予以限制。我国法律中规定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以通知的方式，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但是由于我国法定解除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多规定比较模糊，如通知是否是解除的必要前置条件等。为了更好的发挥法定解除的优势，应当完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明确通知的效力，确定相对人异议期，严格规定通知为书面方式。

　　【关键词】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通知；异议


　　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通过法律赋予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将合同终止，这对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定解除制度毕竟是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因而法定解除需要严格限制，如行使方式方面。通过严格法定解除行使方式，从而限制法定解除的滥用，以达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一、回望：我国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关于启动法定解除的方式，我国的法律从忽视到逐步加深研究，在《合同法》统一该制度时，对于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具体为：　　　

　　第一，以“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当事人决定法定解除后，应当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对方。”所谓通知，是指特定的人将某一具体事项明确告知对方，让其清楚相关事宜。对于通知是否要特定的形式，我国法律并未严格限制，当事人只要是以“通知”的形式向对方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即可；

　　第二，解除的“通知”采用到达主义，以到达对方为标准，只有通知到达了相对人，解除才发生效果。到达主义是指当事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相对人，这里并不苟求通知一定是亲自告知当事人，而是指解除的意思表示通知到达相对人能够控制并且应当了解的地方。①比如，解除权人如果是以邮箱的方式通知相对人，则该通知需要进入相对人的邮箱内即可，如果有指定邮箱则需寄往指定邮箱，如果没有则只需要寄往当事人能够接收、控制范围内的邮箱即可；

　　第三，在“通知”到达后，相对人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可以对解除行为提出异议，一旦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的效力。“异议”可以是相对人对解除权人是否享有解除权或者解除权人解除权的行使有不同的意见。提请至司法机关来判定该解除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一个确认之诉。由于单方就可以启动法定解除，只是根据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故而，解除人与相对人的权益是不对称的。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较为薄弱，故当一方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存在一定的问题时，为了保护相对人的权益，让司法机关通过确认解除效力的方式来审查解除的合法性。这样不仅一方面均衡人解除双方的权益，避免了解除人权利的滥用，一方面又能促进稳定市场交易秩序；

　　第四，法律法规要求特定手续的，应当按照要求办理，比如批准、登记等。一般情况下，法定解除仅需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比如批准、登记等，解除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办理所需要的手续。解除的行使方式，在《合同法》统一解除制度后被第96条整体规定，要求当事人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将其解除的意思传达给对方，让对方知晓，相对人在收到通知后，有权对解除这件事情提出异议。这里需要主要的是，法定解除是全体针对全体的，在有多个当事人情况下，不可以仅对其中一部分当事人解除，而对一部分当事人不解除，法定解除不可分，要么全体解除，要么继续履行合同。

　　二、反思：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过于含糊

　　（一）通知的效力不确定

　　第一，通知是否为法定解除必要的前置条件。

　　法定解除中，“通知”是否是其必要充分条件，该问题直接关系到法院是否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法定解除条件出现时，当事人并不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将合同解除。这一问题在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各法院对此问题认识不一致，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一审和二审的判定不一样，这样非常不利于司法的统一。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说，该学说认为法院不能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当遇到当事人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时，法院不能立案，不允许法院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通过细分析法条的意思，通知是必要程序。法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应当” 一词表明通知是行使解除权的必要的前置程序，只有先通知相对人才能解除合同。该条的规定排除了法院裁判解除合同，法定解除一定要先有当事人的通知；一是肯定说，该说认为当事人未通知相对人解除合同，而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可以依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的，法院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虽然《合同法》第96条第1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通知并不是必要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在未通知相对人的情况下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有裁判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当事人的解除意思并不和司法机关的裁判相矛盾和冲突。

　　第二，法定解除的生效的时间点模糊不清。

　　法定解除是依据一方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只要当事人通知了对方，法定解除即刻生效，合同归于消灭，故而我国法律对法定解除的生效时间并未予以关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解除生效时间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当事人启动了解除，但是相对人却对此有异议，那么该解除是从解除的意思表示传达起算还是从法律裁判文书生效起算呢？实际案例中，对于法定解除生效时间的判断标准认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法定解除既然是单方法律行为，仅有一方的意思即可生效，即使出现相对人异议的情况，这也毫不影响解除的生效时间；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不这么认为，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但是一旦遇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法定解除问题进入司法程序，那么就不应该仍然由法定解除人的意思表示时间点为解除生效点，而应以法院判决为主。

　　（二）相对人的“异议期”未确定

　　法定解除是依据单方法律意思表示，一旦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则合同就自行解除。这种程序是单向性的，一方实施行为即生效。解除人与相对人关于法定解除地位是不平等的，权益亦不均衡，相对人只有被动等待解除人的行为来决定未来合同的命运。故而，为了均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防止法定解除制度滥用，允许相对人对解除提出异议。关于异议权，我国是采用事后审查制，即在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后，相对人对此有异议，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对解除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当事人一旦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到相对人，合同就已经解除了，之后提出的异议实质上是撤销解除合同效力。异议权的存在使得解除不仅只属于解除人，相对人也能对解除合同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样会导致合同的效力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即使当事人解除合同，也随时有可能因相对人的异议而被撤销，合同又从解除恢复到有效的状态，如此反复，极度不利于交易安全与稳定。如果仅仅规定异议权，却不确定异议的期限，那么合同纠纷会冗长、复杂，违背了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公平效益价值，故确定异议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通知方式要求不严格

　　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仅需要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史尚宽认为，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向他方当事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而这种意思表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②但是，所谓的“默示”实际上是很难确定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本身就是为了结束合同不稳定状态，如果以难以确定的默示方式为解除方式，则有悼于法定解除制度本身的目的。我国《合同法》虽然要求了当事人需要通过将其解除的意思通知相对人，以此为解除方式，但是对于通知的具体方式我国没有限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利于解除意思传达的确定和安全。

　　三、完善：明确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一）明确通知的效力

　　第一，通知不应作为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

　　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只需要一方的解除行为就可以，但是这并不是指当事人的解除意思表示是唯一的方式，不当然排除司法机关裁判的权利。通知是解除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必然的前置条件。否定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从法条上解释看似合理，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当事人如果因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情况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保护其权益。如果否定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利，则解除合同的效力就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前提基础尚不能被法律所确认，又怎么判决解除后的效果呢？这样的话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诉讼根本无法进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相较之下，肯定说更加合法解除制度的目的。首先，虽然第96条第1款规定了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这只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要求，而不是对于法定解除权行使前置程序的硬性要求；其次，以当事人的解除行启动解除，是属于私力救济，而法院直接裁判是属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两者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协调和补充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的。当事人既然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然也应允许其采用公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权益。所以，法定解除既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行为启动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裁判；最后，解除权是形成权，其并不会排除请求权并存。虽然形成权仅需要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不需要国家强制力来执行，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排斥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形成权与请求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法定解除权作为法定权利，自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诉请至法院就是保障法定解除权的一种手段，应当许可。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一体的，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权益，在赋予当事人私力救济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公力救济。关于统一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这一问题，我国法律上可以增加一条司法解释：当事人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但是并不排除司法机关直接裁判解除。

　　第二，解除生效时间点不以通知为唯一标准，而根据实际解除情况判定。如上文所述，通知并非是法定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故而，解除的生效时间点也不以通知时间点为唯一判断标准。当出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时，如果法院判决法定解除生效，则以判决的时间为法定解除生效时间，而并不仍以通知为解除生效时间点。如果当事人对解除意思表示无异议，则以当事人解除通知之日起为解除生效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