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盗窃罪从古至今都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犯罪之一，许多国家都将盗窃罪规定在财产犯罪之首。我国刑法在规定抢劫罪之后就对盗窃罪作了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对审理案件具体应用法律中的疑难问题作了具体解释。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盗窃罪犯罪对象本身的性质和形态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使犯罪认定非常困难，笔者希望通过对盗窃罪犯罪客体的研究，可以在界定处于模糊边界的几种特殊的盗窃罪犯罪对象范围时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以利于具体案件的处理，适应社会和刑法财产犯罪体系发展需要。


　　　盗窃罪作为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即使在今天的任何国家，都是发案率很高的犯罪，许多国家都将盗窃罪规定在财产犯罪之首。我国刑法在规定抢劫罪之后就规定了盗窃罪。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财产的存在形态从单纯有体物逐渐扩展到无体物甚至虚拟财产；随着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财产的利用形态由主要供个人使用发展到商品交易的对象，财产之上的权利关系变得很复杂，这些都使得盗窃罪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其犯罪对象的界定，更是实务界和理论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犯罪对象是犯罪主体的犯罪行为直接施加影响的具体的人或物，是犯罪客体的表现形式。因此盗窃罪犯罪对象本质特征即是体现财产所有权的物质形态，只有从财产所有权这一盗窃罪的客体特征入手，才能科学揭示盗窃罪对象的性质和范围。本文希望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盗窃罪犯罪客体不同学说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刑法条文相关规定，对几个争议的犯罪对象进行研究，以期为盗窃罪犯罪对象找到更加合理明确的界限划分。

　　一、关于盗窃罪犯罪客体的演变

　　（一）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学说的争论与融合

　　在大陆法系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的刑法理论中关于保护法益的含义类似于我国对犯罪客体的规定，因此我们在此使用法益的概念来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

　　1、日本刑法学说与判例的变化

　　日本刑法235条规定，窃取他人财物的，为盗窃罪。由此可见盗窃罪保护的是指他人的财产，但这里的财产究竟是指他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还是指单纯的对财物占有本身，在此问题上形成了本权说、占有说和中间说。

　　本权说认为，其保护法益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他人的占有限于基于质权、租赁权、留置权等私法上的合法权限（即为本权）。在二战前，大审院的判例明确采取本权说。

　　占有说认为，财物的占有或持有本身是盗窃罪保护的法益，至于占有是合法还是非法,则在所不问。战后最高裁判所判例站在维持财产秩序立场上，采取占有说，且只是例外认定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后来又出现了很有影响力的中间说，认为即使没有民法上的权限根据的占有也仍然可以通过盗窃罪来加以保护。如“似乎有理由的占有”“平稳的占有”“呈现出似乎有本权根据的外观的占有”，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平稳占有说，该说将从犯罪人处夺回自己财物的情况不认为是犯罪，之外与纯粹占有说并无不同2、德国的有关学说与争论

　　德国则主要存在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法律的财产说认为，刑法中的财产罪是为了保护民法上的权利，即使在经济上没有损害，也成立盗窃罪。经济的财产说认为，作为整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就是财产，因而是财产犯的保护法益。而法律经济的财产说认为所谓财产，是指法秩序所保护的作为整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

　　3、台湾地区相关问题的讨论

　　台湾地区刑法典对盗窃罪采取了专章规定的立法。包括普通窃盗罪、窃占罪、加重窃盗罪、窃盗电气罪和亲属相盗罪。（2003年刑法修订时删除了常业窃盗罪）其中，普通窃盗罪的犯罪对象类似于我国的盗窃罪，而窃占罪则是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窃盗电气罪则相当于扩大了盗窃罪犯罪对象的范围。

　　台湾刑法理论认为，盗窃罪破坏的法益是财产法益，但该财产法益不以所有权为限，财产持有权也是盗窃罪侵犯的法益。所有与持有两者在外表上同为对于物的支配关系，但在实质内容上有所不同，所有人的支配关系为一种法律方式的支配关系，若所有人同时又为持有人，在法律支配关系外还有事实的支配关系。因此，所有物被窃，对所有人而言，虽意味着对所有物的全部丧失，但所有人对其所有物在法律上的支配力并不因此而改变。持有权则是一种纯事实的支配关系，持有人对其持有物，只是事实上能够管领支配而已，而无所有人对于所有物之法律上是支配关系。

　　（二）英美法系学说与判例的规定

　　英美法系既没有犯罪客体，也没有法益概念，但从其判例中我们还是可以探知其保护法益的不断变革。

　　根据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英国对larceny罪的定义,行为人窃取的必须是“他人的财物”。但这里的所谓“他人的财物”并不要求对该财物具有所有权,而只要他人具有“特定的财产权”就够了,行为人取回自己的所有物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或虽然没有权利但误认为自己有权利而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因为行为人诚实地相信自己是主张权利的行为,而不成立财产罪。这类似于本权说。美国在1962年公布的模范刑法典中强调“他人的财物”必须是被害人具有一定权源的财物,因而立法上主张“本权说”。英国1968年的盗窃罪法(TheftAct 1968)是英国财产罪法上划时代的法律,它标志着英国从以往的“本权说”转向“占有说”。该法第1条第1项规定:“以永久性剥夺他人财物的意思,不诚实地取得属于他人财物的,构成盗窃罪。”这里“他人财物”只要求是他人占有、支配、使用的财物,而不要求是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为人取回自己所有而由他人占有的财物的,可能成立盗窃罪。这反映出立法支持占有说倾向。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继出现了否定本权说的判例,代表着这种变化的是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在这两个判决中指出, 盗窃行为侵犯的是他人对财产的“占有权”,因为偷盗涉及非法的剥夺行为,所以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有“所有权”或者谁有“保管权”,而是谁有法律承认的占有权。这标志美国司法上向“占有说”转变。

　　二、我国关于盗窃罪犯罪客体的理论不足与修正

　　我国理论上通常认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这里有三点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对“公私财产”的理解过于狭隘。一般情况下，我国把盗窃罪中的财物仅理解为有体物与动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许多无体物的经济价值日益加重，显然这种理解已经不能包含许多新的盗窃形态。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关于电力、电信资源、网络资源的规定实际也已经突破了有体物的限定。由于一些无体物既可成为所有权的对象，又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因此我国盗窃罪保护的公私财产应该包括一些无体物。当然，财物的概念也不是无限扩大，如对一些财产性利益就不能一概而论，如日本刑法原则上否认财产利益盗窃罪，对侵害财产上利益的行为根据强盗罪、诈骗罪、恐吓罪、背信罪和电子计算机使用诈骗等定罪处罚。但是，鉴于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的财产可以成为盗窃的对象。我国对此应该进一步作出细化规定。

　　第二，对“所有权”的范围规定太小。民法中财产权的概念非常广泛，包括物权和债权。物权中不仅包括所有权，还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尤其是债权和担保物权在现代社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地位，这实际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与作为整体的所有权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发生分离的结果。这一分离以暂时移转部分权能为代价，使得所有权人能最大限度发挥物的作用，但此时不能忽视其他非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因为他们因支付相应对价而获得了法律上对财产的部分支配权。例如买方对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商品，担保物权人对抵押物、质物和留置物，租赁人对出租物的权利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所以应该适当扩展所有权说范围，至少有类似于日本“本权说”的范围。

　　第三，对占有状态的保护不足。对于占有利益，马克思指出过：“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7）美国刑法中认为盗窃罪侵犯的是他人财产的“占有权”，因为偷盗涉及非法剥夺的行为，故重要问题不是谁有所有权或保管权，而是谁有法律承认的占有权。因此从保护社会稳定的财产秩序和财产安全出发，我们也应把占有这一事实纳入盗窃罪保护客体内。

　　民法中的占有可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而其中对有权占有保护基本可以被“本权说”覆盖，但是关于无权占有的保护到何种程度，目前还没有很清楚的划分。无权占有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对于善意第三人的占有保护，无论民法还是刑法领域都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民法上的恶意占有虽然不受民法保护，但刑法是否也将其排除在外值得商榷。张明楷教授认为对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都应受保护，它即包括根据法律和事实，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原状，也包括通过法定程序形成合法状态；即包括事实上的支配也包括法律上的支配。（8）这一观点在帮助我们区分何种占有应予保护方面很有借鉴意义。

　　三、几种特殊盗窃对象的界定
浅析公司解散清算实务中八大焦点问题

刘莉


　　公司自股东或发起人合意设立公司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公司法律人格即建立起来，此刻公司的财产即脱离出资人或股东掌控，公司随即独立享有了其民事主体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公司以其自有的股东出资财产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和独立享受独立法人主体的各项权利义务，这种主体资格非因法律程序不得否定或解除。与自然人一样公司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同样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或是因为股东自治原因，或因法定原因，或因公司存在司法部门强制性原因死亡。当公司出现上述情形时公司应该消亡，公司法律制度下称之为解散，解散是公司具备了死亡的前提条件，解散后公司应该依法履行清算的义务，与公司破产清算不同，公司解散后仍有剩余财产可供分配，如同自然人死亡后进行遗产及相关事务的清理，这样公司才最终可以依法从社会主体中彻底消亡。
　　在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改之前，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解散清算规定得相对完善，但由于各类公司的出资人或股东对公司合法合规死亡不够重视，忽略公司清算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一定程度的商事主体信用能力不足，恶意逃债，名存实亡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很多公司具备解散条件却不进入合法清算程序，有的企业已经若干年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却视而不见，公司股东不仅在公司解散时卷走公司财产，在公司经营期间就已经大肆转移公司资产 。正因为此，公司解散的条件和合法清算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可保护公司小股东或非实际控制股东的利益，又可保护债权人和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且为保证经济秩序中商事主体一直遵循和建立的合法准入，依法退市的法律机制，以及对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均是有重要意义的。笔者从实务角度出发，针对解散清算中几个焦点问题写些浅见，以期对实务工作有所裨益。

一、公司解散成因

（一）公司解散成因和分类

　　公司解散是公司最终消亡的前提，是清算的源头，又称为公司清算的前置程序。公司解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解散包括宣告破产，破产也是公司消亡的形式。狭义的解散则排除宣告破产这一解散事由。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公司是否有可分配的剩余财产，两者在公司清算期间有时还会出现转换，即当清理财产时发现无剩余，则公司应该启动破产清算程序。破产清算均是强制性的，无选择的，是完全的司法干预清算，且破产的前提需要引入人民法院裁决的形式确定，无公司私权利自治的内容。而解散和解散清算则可以由公司通过自愿的程序，由公司自行进行处理。因此，在公司解散制度中出现诸多形成的原因。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中根据解散事由分类分为，自行解散、法定解散和强制解散。强制解散包括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公司法》第181条规定了五种解散原因，《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183条可诉的情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1、 基于公司章程规定和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决议解散

这种解散方式称为自行解散，又称任意解散，或公司自愿解散，这种方式是依据公司和股东或出资人的意志决定解散公司。

第一、 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公司章程规定解散分为营业期限届满的解散和其他解散事由出现的解散。公司章程在设立时可以约定亏损达一定数额或比例、经营条件发生哪些重大变化、持续几年不能分红、股东既不能转让股权公司又不能回购股权形成股东僵局和发生不可抗力等合法情形构成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

第二、 公司最高权利机构决议解散

　　由于公司这一商事主体组建时所追求股东营利之目的，也就是在合法范围内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股东作为公司营利的最终受益者，公司的持续发展或中断经营及消亡无不与股东息息相关，股东在任一时期终止公司持续经营的自主权正是其经营权和财产权合一的体现。这一自由原则也正是公司法律制度中立法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原则的体现。所以公司解散法律制度中赋予公司股东达到一定比例，即达到所持股比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通过即可以自行解散公司的权利。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法》第44条，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法》第104条中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由《公司法》第67条规定。

2、因公司合并、分立和破产而发生解散

　　这种解散方式是公司基于法律规定而解散，称之为法定解散。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合并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公司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合并时，合并各方解散。公司分立中以派生分立方式分立时，不存在公司解散问题；以新设分立方式分立时，则原公司解散。公司合并或分立而导致公司解散，不必履行解散清算程序，只需要按照《公司法》第174、175条规定自作出合并或分立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因为公司主体并没有彻底消灭，只是改变了公司的存在形态，其债权债务仍由存续公司概括承继 ，即概括转移和连带责任。

　　法定解散由于属于立法行为，必须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公司才符合解散条件，而对于如股东不足法定人数或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私权利自治解决的僵局状况，不属法定解散情形，只能当公司股东穷尽了所有自治对策仍无法处理时才可以寻求司法救济，但仍然不能法定解散。

3、公司基于行政机关的命令或司法机关的裁定而解散公司

　　这种方式统称为强制解散，前者又称为行政解散，后者称为司法解散。两者均是基于公权利的介入而使公司主体资格消亡，所以称之为强制性解散。

　　行政解散主要包括被吊销营业执照和责令关闭或被撤销两种情形。被吊销营业执照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通过收缴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方式强制公司解散，主要有我国《公司法》第199条和212条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撤销公司的规定；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情节严重的均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责令关闭；违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同样被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司法强制解散，又称为裁定解散，或法院勒令解散，是指法院基于股东的申请，在遵照公司经营管理出现显著困难，持续经营会重大损害股东利益，或董事、股东之间出现僵局等一系列情况出现，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解散事由出现，而做出公司强制解散的裁定。现行法律体制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 明确规定四种可以受理公司解散之诉的情形，应该视为现阶段判决解散的依据。上述情况，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具有此类非讼解散案件适格原告的主体资格。

（二）司法强制解散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

1、现阶段我国公司解散之诉的现状

　　我国解散制度中规定对于公司形成的僵局状态能够通过股东知情权、回购股权、转让股权及股东会议召集和撤销权等来解决的，则排除在司法强制解散之外。也就是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条件需要竭尽公司所有内部救济措施，这与《公司法》第152条2款规定的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则相同。应该说我国解散清算制度在公司法及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后已经趋于完善合理，但是由于强制司法解散受理案件的条件严格及操作程序的复杂，这类案件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数量非常小，司法实践中存在人民法院将这种矛盾突出、容易引起上访事件发生的纠纷拒之门外的情况。

2、公司僵局解散之不足

（1）强化公司制度下诉讼的调解力度，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应该说，解散和清算公司对于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来说某种程度上，矛盾多于企业宣告破产案件。企业之所以宣告破产是由于企业财产和权能已经耗尽，对于内部股东没有维持的一丝意义，无非向企业债权人作以交待。而公司解散除自行解散、法定解散外则大部分处于公司股东、董事等僵持状态，如，公司小股东权利受损，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根本无解散公司的想法，公司确实出现应该解散的情形，因为客观原因解散不能，这种情况下动用司法强制解散则使公司矛盾更突出，人民法院也无能为力。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5条规定的解散公司之诉的调解倡议中协商收购股份、减资或退股方式确实为缓和公司僵局提供了对策，但试想如果公司能够通过以上途径解决，那么股东则不必提出解散公司请求。笔者认为，公司解散之诉调解重要，公司制度下的其他纠纷诉讼调解则更为重要，能够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