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1号


（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1年5月31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村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权利，规范村民委员会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选举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第三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名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确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届满应当及时进行换届选举，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上届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至下届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时止。
第四条 在选举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各级人民政府分级组织指导，村民选举委员会筹备和主持。
因村范围调整需要选举新的村民委员会的，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村民委员会选举由于特殊原因需要提前或者延期举行的，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但提前或者延期选举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指导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所需经费，分别由本级财政列支。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经费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列支，确有困难的，由乡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第七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依法实施监督，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
第八条 村民有权举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办法的行为，对选举程序或者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和申诉。有关机关应当在15日内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全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方案。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指导、检查、监督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培训市、县、自治县选举工作人员，查处选举工作中的违法行为。
村民委员会选举期间，市、县、自治县、市辖区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分别成立选举工作指导小组，组织指导本辖区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培训选举工作人员；
（二）制定本辖区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方案，确定各村选举日，统一设计选票、选民证、委托投票证等样式，指导、监督村民选举委员会工作；
（三）受理有关选举的举报、申诉和来信来访；
（四）处理其他选举事项。
各级选举工作指导小组的具体职责分工，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条 村民委员会选举期间，村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由5至9人的单数组成，其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小组会议直接投票推选产生，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推选产生的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向村民公告，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被确定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其职务自行终止。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因故缺额的，按原推选时的得票数，由得票多的递补。
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变动的，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公告。
第十二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开展选举的宣传发动工作，确定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
（二）拟订本村选举实施方案并提请村民会议决定，向村民（含外出村民）公布本村选举日、投票时间和地点，组织选民登记，组织提名候选人，办理委托投票事项，印制选票、选民证、委托投票证和制作票箱，组织投票选举；
（三）解答和受理村民提出的有关选举方面的咨询和申诉；
（四）办理其他选举事项。
村民选举委员会履行职责至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产生之日止。

第三章 选民登记
第十三条 有选举权的村民一般在户籍所在地的村进行选民登记。
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居住本村1年以上并履行村民义务，本人要求在居住地参加选举的，由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证明，经居住地所在村的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可以进行选民登记，但不得在户籍所在地重复登记。
外出1年以上，在选举日不能回村参加选举又未委托其他选民代其行使选举权的村民，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不计入本次选举的选民人数。
进行选民登记时，计算年龄以居民身份证为依据；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以户籍登记为依据。
第十四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选举日的20日前完成选民登记，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发放选民证。
村民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异议的，可以在选举日的5日前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选举日的3日前依法作出解释或者纠正。
村民委员会选举延期进行的，选举前应当对选民名单进行核实并重新公布。

第四章 提名候选人
第十五条 选举村民委员会，一般应当提名候选人，多数村民同意也可以不提名候选人。不提名候选人的，不适用本章规定。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行差额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候选人的名额各比应选人数多1人，委员候选人的名额应比应选人数多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名额。
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召开选民大会，由选民直接投票提名，并按照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村，选民大会可以分片召开。
每一选民提名的候选人数，不得超过应选人数。
第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确定后，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选举日的5日前以得票多少为序张榜公布候选人名单，并介绍候选人简历。依法确定的候选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变更。
候选人自愿放弃被选举权的，应当在候选人确定后3日内向村民选举委员会书面提出。由此造成的缺额，从原被提名候选人中按得票数依次递补。

第五章 正式选举
第十八条 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召开选举大会集中投票。必要时，也可以在选举大会会场之外另设投票站或者流动票箱，方便选民投票。每个投票站和流动票箱必须配备3名以上的选举工作人员。
选举大会投票前，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提名监票人、计票人，经参加选举大会的选民举手表决通过。
选举会场和投票站应当设秘密写票处和公共代写处。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亲自填写选票的，可以委托其信任的人按其意愿代为填写。
第十九条 选举村民委员会可以由选民一次投票选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可以分次投票选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主任、副主任不得由当选的委员推选产生。
第二十条 选民以无记名的方式投票。对候选人可以表示赞成、反对、弃权，也可以另选他人。
选民不能亲自参加选举投票的，可以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被委托人应当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后，领取委托投票证。每个选民不得接受超过3人的委托。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不得接受法定近亲属以外的选民的委托。接受其他选民委托代为投票的，应当在领票和投票时交验委托投票证。
第二十一条 投票站和流动票箱的投票应当在规定的选举时间内完成。
投票结束后，所有票箱应当加封并集中到选举大会会场计票处，在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下当众开箱，由监票人、计票人公开核对、计算票数，作出记录并签名。禁止在选举大会会场外开启票箱。
第二十二条 收回选票数超过本村选民半数并且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票数的，选举有效；收回选票数不超过本村选民半数或者多于发出票数的，选举无效。
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的伪造选票，应当另行封存，不计入收回选票数；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选举无效的，应当在作出记录和当众封存选票之后，当场宣布另行投票选举的时间。
第二十三条 每一选票所选职位的人数，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多于应选人数的为无效。选票无法辨认的部分，经村民选举委员会认定，该部分无效。
第二十四条 在一次性投票选举中，被选人获得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职位选票的，应当分别计算；高职位的得票数不足以使其当选的，可以累加入低职位的得票数中，但不得将低职位的得票数累加入高职位的得票数中。
第二十五条 被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被选人人数超过应选人数的，由得票多的当选；因得票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的，应当当场就票数相同的被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第二十六条 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人数少于3人的，应当在15日内就空缺的职位另行选举，具体时间由村民选举委员会确定。另行选举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差额数，从前次选举时该类职位未当选的被选人中按得票多少依次确定候选人。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得票数不得少于参加投票选民的三分之一。
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人数已足3人，但少于应选人数，主任职位无人当选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如果主任职位已有人当选，副主任或者委员缺额的，是否另行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决定。
第二十七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选举有效后，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在完成计票的当日或者次日张榜公布，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八条 下列选举结果由乡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并宣布无效：
（一）选举程序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
选举结果全部无效的，应当重新选举；选举结果部分无效造成村民委员会成员当选人数不足应选人数的，是否另行选举，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 职务终止、罢免、辞职与补选
第二十九条 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之间有法定近亲属关系的，只能留任1人：职位不同的，由职务高者留任；职位相同的，由选举时得票多者留任；职位相同而且选举时得票相等的，由村民会议决定由谁留任。
第三十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劳动教养的，由村民会议决定终止其职务。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内连续6个月以上不履行职责或者户籍迁出本村并不再履行本村村民义务的，其职务自行终止。
第三十一条 经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对村民委员会成员提出罢免要求。罢免要求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村民会议提出，并写明罢免理由。必要时，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就罢免要求涉及的问题组织调查，并向村民会议通报调查结果。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接到村民提出的罢免要求的30日内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投票表决。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由副主任主持村民会议投票表决。村民委员会逾期不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的，或者应当主持会议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声明不主持的，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派员召集村民会议投票表决。
村民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提前10日公告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的时间、地点。
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在村民会议上进行申辩。
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二条 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罢免建议，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接到罢免建议的30日内召开村民会议，由村民决定是否提出罢免要求。村民提出罢免要求的，应按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程序进行罢免。
第三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要求辞去职务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提出，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以投票或者举手方式表决通过。
第三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由于终止职务、罢免、辞职以及死亡等原因造成缺额的，是否进行补选，参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补选由村民委员会主持，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选举程序进行，并应当在3个月内完成。
补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其任期到本届村民委员会任期届满时止。
第三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的，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确认并公告。村民委员会成员辞职、被罢免、被村民会议决定终止职务或者新补选的，由村民委员会公告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一）擅自提前或者拖延村民委员会选举的；
（二）不依法公布选举日、选民名单、候选人名单、投票地点，不依法发放选民证、委托投票证或者违法取消选民资格的；
（三）违反本办法指定、变更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或者指定、委派、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的；
（四）在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有关调查中，弄虚作假、故意包庇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失职或者长期不履行职责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的。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乡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暴力、威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伪造选举文件或者选票，虚报选举结果以及有其他选举舞弊行为的；
（三）对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村民或者提出罢免要求的村民打击报复的；
（四）其他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妨碍村民行使民主选举及有关自治权利的行为。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推选新一届村民代表会议代表和村民小组组长、副组长，应当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完成后的30日内进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6月9日
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

李广民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都曾对“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政府都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本文通过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的阐述，从而为分析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做一个基本铺垫。
〔关键词〕宣战 交战意向 战时中立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侵略战争。为此，中国也进行了至少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管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抗战的中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要搞清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本文着重阐述了何谓国际法上的战争；怎样才算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以后，交战双方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交战双方与第三国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原始档案，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知道，在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追究日本战争责任，除了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外，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和当时日本对国际法的认识同样十分重要，本文写作的目的，便是想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一

在传统国际法中，战争法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际法上的战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之间，为击败对方并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和平条件而进行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以及由此武装冲突而形成的法律状态。国际法上的战争或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既要有事实的要素，也要有意识的要素。事实上的要素是指武装冲突的实际存在，意识上的要素是指交战双方或一方有明显的交战意向。所谓交战意向（Animo Belligerendi），是指交战各方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具有明确的意识或认识，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表示。只要冲突中的一方有明确的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就变为法律上的战争。比如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虽决定抗战，但却尽力回避交战意向，也就是尽力避免因自己一方的行为而使事实上的武装冲突变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规定，交战意向必须通过布告宣战或附带开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来明确表示。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 规定：“缔约国承认除非有明确的且事先的通告，彼此之间不得开始战争。通告的形式可以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附有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战争状态的存在应该毫不延迟地通告各中立国，只有在中立国接到该通告之后，才对它们发生效力”。[ ] 一旦冲突一方或双方有了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双方便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而且一旦这种交战意向向第三国通告，第三国就有义务保持中立，除非它决定帮助其中的一方。另外，只要一方表明交战意向，双方的关系就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即使对方不愿意使两者的
关系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也无济于事。正因为如此，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自己尽力避免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而且非常担心日本对中国明确宣战，即日本单方面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在研究或讨论宣战问题时，更多地不是自己是否对日宣战及宣战的利弊，而是讨论日本是否对中国宣战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比如，1938年3月7日，军委会参事室会议讨论宣战问题，王世杰就主要分析制约日本对华宣战的国际因素，特别是英国的态度和欧洲的政治形势。蒋介石也主要考虑英美海军对日本的制约作用。另外，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宣战问题的文书，其中两件就专门针对日本对华宣战问题，其中一件是《谨就政府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应有之准备条陈意见》、一件是《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可能性的估计意见》，而与此相对照，日本外务省记录中虽收录有大量关于宣战问题的材料 ，但关于中国对日宣战的材料却一份也没有。

二

国际法所说的战争的法律状态，包括战争的开始、战争开始的法律后果及战争结束的程序、基本方式等。战争的开始是指冲突双方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的开始，必须通过宣战（当然不一定是绝对的布告宣战或宣战声明，只要有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即可）。这样广义上的宣战实际上就成为国家关系由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标志。宣战原本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大多数国家之间都是通过宣战的方式表明双方敌对关系的开始的。从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起，许多学者都认为，宣战是战争开始的必要方式。后来有些学者甚至把是否经过宣战作为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宣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其作用在于宣告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使对方和其他国家获悉这种这种战争状态已经存在，从而有所准备，必要时可以撤退平民。广义上的宣战是指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它可以是宣战声明（布告宣战），也可以是最后通牒。宣战声明一般包含宣战的理由和战争的决心，表明交战意向的最后通牒是一种有条件的宣战书，这种最后通牒向对方提出最后的条件，要求对方限期答复，如对方不按期接受全部条件，即采取战争手段。
一旦在法律上进入战争状态，交战双方之间的关系就由和平关系转变为战争关系，交战国与第三国的关系也暂停适用平时国际法，而改为适用战时中立法。战争开始的法律效果，对交战国双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自动断绝。战争开始后，交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将自动断绝。交战双方将召回其驻在敌国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以及其他使领馆工作人员，关闭其在敌国的使领馆。同时要求对方也关闭其使领馆，召回其使领馆人员。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方使领馆人员正常 离境之前仍享受外交特权及豁免权，作为当初接受国的敌国，仍有义务协助对方的使领馆人员安全离境并保护使领馆的馆舍、财产和公文档案不受侵犯。作为派遣国，可以委托对方（敌国）认可的第三国来保管其在敌国的馆舍、财产和公文档案，并保护其滞留敌国的侨民。
（二）条约关系发生变化。战争开始后，有关战争的法规和公约在交战国之间立即生效，而交战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除极个别的外）则立即失效（Invalidation）或停止施行（Suspension）。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及贸易的双边条约，如友好同盟条约、引渡条约、领事条约和商务条约、贸易协定等，均因战争而终止（Termination），而多边条约则因战争状态的出现，仅在交战国之间暂停施行。
（三）对交战国人民及其财产的影响。战争开始以后，处于敌国领土上的交战国人民或被允许在一定的期限内撤离，或被允许继续居留。但一般情况下，交战国有权对居留在其境内的敌国公民施以各种限制，诸如就地登记、集中居住，甚至予以拘留。国际法虽然有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规定，但也有在必要时可以施加拘禁或安置于指定的居所的规定。而且还规定，军事当局对占领区的平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军事管辖权。可以对占领区包括第三国在内的平民施加种种限制。
战争开始后，交战国对敌国财产可以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加以没收、扣押、征用。一般来说，财产可以分为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动产和不动产；还可以分为军事性质的财产和非军事性质的财产。凡自己权利控制下的（包括本国境内和军事占领区）敌国的国家财产，除使领馆外，均可以没收使用。敌国军事性质的财产，可以没收或破坏。敌国的私人财产，可以加以限制（包括冻结、禁止转移）和征用。敌国在公海上的商船（包括船上的货物）亦可拘留、征用。[ ]
（四）对交战国人民之间所签定的契约（合同）的影响。关于开战对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所签定契约的影响，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和国际法学者的意见虽不一致，但英美法系的观点是，战争开始以后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一律失效。战争开始之前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则依契约的种类，或丧失其效力，或停止其效力。丧失效力的契约如合作契约、委任契约、赁船契约、海上保险契约等。凡尔赛条约所采纳的思想是，凡敌国间的契约，除个别的特殊契约外，不论缔结时的情况如何，作为原则，自当事人成为敌人起，该契约便失去效力。（详情可参考凡尔赛条约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及附属议定书一般规定二和关于特种契约的规定四、二十四）[ ]

三

战争开始的法律效果，对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而言，主要是战时中立法（War Neutrality Law） 在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之间生效。这里所谓的一般第三国，是指不愿参加到战争任何一方的第三国。在战争开始或战争进行中，它们可以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明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言、声明，甚至条约的形式向交战各国通告自己对交战双方采取不偏不倚、同等对待的立场；暗示的方式则是通过事实上遵守战时中立义务而向交战各国表明自己的态度。战时中立的一般第三国因自觉放弃了自己在平时可以享受的一些权利，因此它们也可以从交战国那里得到一些保证，即最大限度地保护中立国的权益不再受到损害。具体来讲，战时中立国的义务（即是交战国的权利）包括：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战时中立国不得对交战任何一方给予援助。战时中立国不仅不能直接参加任何一方的战斗，而且也不能向交战国任何一方提供军队，供给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补助金和贷款、不得替任何一方承购公债；不得用军舰或国家船舶为交战任何一方进行军事运输；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情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平等地向交战双方提供上述援助，也是战时中立法所禁止的。
（二）防止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应采取措施，防止交战国为了战争而利用其领土或其管辖范围内的区域。战时中立国应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和阻止交战国利用自己的领陆、领水、领海、领空进行作战，或捕获对方船只及其战斗人员，建立作战基地、通讯设备，或运输军队和军需品。
（三）容忍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对于交战国因进行战争而依据战争法所采取的行动，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容忍。对于交战国的战时封锁以及有关战时禁制品的规定，战时中立国有义务严格执行。这里所谓的封锁是指交战国为了切断敌国的对外联系，削弱敌国经济和持续作战的能力，运用军舰阻挡一切国家的船舶和飞机进入敌国的港口和海岸。“一切国家”当然包括战时中立国。而战时禁制品是指交战国禁止第三国运送给敌国的货物。禁制品的清单，可以在事先由国家以条约形式确定，也可以由交战国在战争开始时，用法令或宣言公布。
作为抵偿，交战国所负的义务（战时中立国的权利）有：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交战国必须尊重战时中立国的主权，不得侵犯战时中立国领土，破坏中立。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土及其管辖区域内进行战斗行动，不得在上述区域建立军事基地、设置通讯设备，交战国军队或其供给品运输不得通过战时中立国领土。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领土、领水内改装商船为军舰或武装商船，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水内捕获敌船。
（二）防止的义务。交战国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虐待其占领区内的战时中立国的使节和侨民，防止其军队和人民从事任何侵犯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容忍的义务，交战国应该容忍战时中立国与其敌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以及其他不违背战时中立法的行为。

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第二课就组织有关“专家”，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大量的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当时均属绝密文件，对了解当时日本政府对国际法的认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关于战争开始宣言的考察》[ ]就详细分析了“开战与非战公约的关系”、“开战与海牙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的关系”、“开战的效果”等问题，这份报告书的制作者是日本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者立作太郎博士。此人因谙熟国际法，长期受到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重视，从九一八事变时起，直到太平洋战争，他一直作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法方面的主要顾问。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分析到：1928年8月签定的非战公约，斥责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纷争，而且各缔约国庄严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第一条）。各缔约国约定，它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和解决（第二条）。非战公约虽然对保留自卫权加以默认，但自卫权只能作狭义的理解，即除非遭到他国的非法攻击，出于紧急而且必要的场合，方得使用。为解决纷争或惩治对手自然不得使用自卫权，否则便是违反非战公约。许多国家曾声称自己是基于自卫权而进行战争的，但被国际法学者承认的却非常少。国际法上真正的自卫权，只限于为免遭非法的攻击而采取的紧急而且必要的行动。
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把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这个条约译为“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原本就是一个错误，按照他的意见，该条约的名称应译为“关于敌对行为开始的条约”。[ ] 该条约规定，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不得开始敌对行为，通告的形式可以是附有理由的开战宣言，也可以是包含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当纷争当事国一方从事敌对行为，并以上述形式表示了战争状态开始的意思后，在国际法上纷争双方就进入战争状态。国际法关于进入战争状态的有关法律效果自然生效。根据他的解释，凡敌对行为，就须有事先的预告，而事先的预告，又成为开战意思的表示，故敌对行为自然构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
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开战的效果，他主要是从战时法规的适用，对条约的效果、对契约的效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与我第二部分的相关介绍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重复。
总之，搞清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当时日本学者对国际法的认识，对我们分析日本当时选择“不宣而战”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