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2004年卫生工作要点》的通知

卫办发〔2004〕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副省级城市卫生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各直属单位：
2004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拟于4月上旬在京召开，为部署好今年的卫生工作，现将《2004年卫生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四年二月十二日


2004年卫生工作要点
2003年，各级卫生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国卫生工作重点，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卫生改革与发展都有了明显进展。
2004年卫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转变职能，开拓创新，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作为卫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公共卫生建设力度，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体系，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预防保健工作；总结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经验，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加强农村卫生建设；深化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卫生法制建设，完善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强化医疗卫生行业监督；加强卫生行风和职业道德建设，纠正卫生行业不正之风，努力开创卫生改革与发展新局面。
一、加大公共卫生建设力度，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
各级卫生部门要设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机构，建立统一的应急指挥系统。
实施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规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职业中毒和核辐射救治体系建设规划。积极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职能明确、规模适度、精干高效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国家、省、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建立功能完善、反应迅速、运转协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覆盖城乡、灵敏高效、快速畅通的疫情信息网络；改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础设施和实验室设备条件，充实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重点加强县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处置专业队伍建设。遵循“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增加投入、健全体系，改革体制、整合资源，城乡兼顾、注重效益”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坚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运行管理机制相结合，规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疗救治体系建设，确保今年基本完成地、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疗救治体系建设任务。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保障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落实。
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素质，在省市两级分别建立应急救治队伍，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二、加大重大疾病防治和预防保健工作力度
进一步落实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各项有效措施，做好监测、报告、防控、救治和监督管理工作，严防非典疫情再次流行。加强人间禽流感及不明原因疾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防止重大传染病传播。
根据《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国遏制与预防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所制定的目标，进一步完善艾滋病防治机制，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大力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对危险行为的干预措施，切实做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强化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工作，落实各项救治、救助政策措施，开展关怀救助，反对社会歧视。
切实落实各项结核病控制措施，提高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实施质量；加速扩大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覆盖面，促进结核病发现率的进一步提高，减少结核病耐药病例的发生；实行分类指导的方法，优先考虑对执行规划较差的省份给予重点督导和技术支持；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普及结核病的预防知识和宣传治疗的优惠政策；积极开展学校、监狱和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的结核病控制工作。
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血吸虫病防治纳入卫生整体工作统筹部署。制定《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2004-2015年)》，加大人畜同步查治和消灭钉螺的力度，开展联防联控和健康教育。优先在疫情较重、对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发展影响大的地区安排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易巩固的卫生、农业、水利、林业和畜牧等方面的综合治理工程，有效遏制疫情回升。
继续加强对鼠疫、霍乱、肝炎等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加强对传染病菌毒种的管理和核事故的应急准备，继续做好救灾防病工作，切实保障灾后无大疫。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大型建设项目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职业病危害的评价工作。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质量体系建设和监督，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活动，严格血液质量监管，保证临床用血安全，控制经血传播疾病的流行蔓延。进一步加强以碘缺乏病、地方性氟砷中毒等疾病为重点的地方病和寄生虫病防治工作。提高常规计划免疫工作水平，扩大免疫服务人群和工作内容，加强流动人口、贫困和边远地区的预防接种，建立健全计划免疫冷链补充更新机制，充分发挥疫苗的预防作用。贯彻落实《中国癌症预防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年)》和《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加强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和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建设适合我国特点的老年病防治工作体系，推动社区综合防治示范基地建设。
完善母婴保健法规体系，加强妇幼保健服务体系的规范化建设。落实《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提出的各项工作。组织实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推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的综合服务措施，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缺陷发生率。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继续抓好农村改水、改厕，进一步开展创建卫生城市(镇)活动。研究制定《全国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规划框架》，认真落实《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5年规划，积极推动“相约健康社区行”活动和控烟活动，普及卫生基本知识，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加快农村卫生发展，改善农村卫生服务条件
继续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切实加强试点工作的领导，明确试点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加强对县、乡两级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的监管，确保基金安全；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做好今后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各项准备工作。协同有关部门筹集救助资金，对农村贫困家庭和五保户实行医疗救助。
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加快制定并落实《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完善服务功能，改善服务条件。
加快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完成乡镇卫生院上划县级管理的工作，政府在每个乡(镇)集中力量办好一所卫生院。对多余的乡镇卫生院积极探索转制转型，吸纳社会资金，充实农村卫生资源，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推进乡镇卫生院用人和分配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探索搞活卫生院的多种运营形式。精简富余人员，逐步转岗分流不合格人员，开展选聘乡镇卫生院院长的工作。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要转变服务模式，重点做好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县、乡、村卫生机构纵向合作，发挥社会化卫生服务网络整体功能。
稳步实施《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2001-2010年)》，探索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督导制度，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适时组织对全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督导和监测。
施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加强对乡村医生队伍管理。积极开展《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的学习宣传，加强基层卫生管理人员的培训，做好乡村医生的执业注册工作，确保乡村医生从业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继续做好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的工作。制定和落实有关政策，鼓励吸引城市离退休和富余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深入开展卫生支农，组织城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对口支援及巡回医疗活动，并逐步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
四、继续深化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进一步深化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改革，积极推进卫生全行业监管。积极探索医疗行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多种有效形式，研究推进公立医院建立出资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试点。积极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源兴办医疗事业，扩大医疗资源。加强医院管理，规范医疗行为，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继续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降低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的比重，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进一步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吸引社会多方面的力量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健全以具有综合功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主体的多样化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实现《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若干意见》规定的2005年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的职能定位，落实国家制定的各项经济社会支持政策。有步骤地建立和加强城市两级双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预防保健功能，加强对重大疾病的社区预防控制和老年、妇女、儿童及低保对象的保健，推进社区全民健康促进，规范诊疗行为，加强全科医师、护士及管理队伍的培训。搞好创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活动，加快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
强化医疗机构监管，建立医疗机构和人员执业行为的日常监管制度、医疗质量监管制度和医疗信息公示制度，完善纠纷投诉处理办法，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卫生监督，严格卫生执法，禁止各种非法行医，坚决打击医疗服务领域内的各种违法、违规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以医疗质量、效率、费用等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评价制度，并定期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依法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建立健全价格监督检查机制，做好药品、医疗服务价格的日常监督，严禁违反国家规定收费、分解收费和自立项目乱收费。进一步增加收费透明度，实行价格公示制度，建立费用查询系统，完善清单制度。
深化医疗卫生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人员聘用制度，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人才合理流动，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科学规范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办法，提高透明度，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规范医务人员多点执业。
五、加强卫生法制建设，深化卫生监督体制改革
做好《传染病防治法》、《接种及其生物制品管理条例》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积极开展《初级卫生保健法》、《精神卫生法》、《艾滋病预防与控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研究起草；抓紧《执业医师法》、《献血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现有法律法规的修订。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抓紧做好行政许可项目的清理，做好行政许可审批程序、时限、收费、年检等清理和修订工作，健全行政许可法的配套制度，研究起草《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组织《行政许可法》的学习和培训。
深化卫生监督体制改革，按照依法行政、政事分开、综合执法、权责统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制定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规划，明确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实行综合执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重点加强对医疗服务领域的监督执法，严格查处各种非法行医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贯彻《食品卫生法》，继续实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和食品生产经营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保障食品卫生安全；认真贯彻《职业病防治法》，加强对乡镇企业职业中毒危害的专项整治工作。
六、做好卫生科技和教育工作
加强非典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开展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力争在非典临床、流行病学、药物、疫苗、检测试剂和病原研究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积极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的研究工作。
按照《卫生科技“十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加强对卫生科技的宏观管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推进卫生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积极开展卫生高新技术评估工作，加快卫生技术管理的立法和实施，加强卫生规范标准的研究制定，做好科技交流工作，推动卫生科普工作。继续完成卫生系统863计划、“十五”科技攻关计划和重大专项课题评审及立项工作。加强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与管理。
建立健全卫生技术人员终身教育体系。加强在职卫生技术人员培训，继续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乡村医生教育，以及卫生技术岗位培训工作。加快专科医师培训制度研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准入制度。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建立符合卫生事业发展需求的医学教育宏观调控机制。
加大向中西部和农村推广适宜卫生技术工作的力度。落实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培养和在职培训制度，提高卫生技术队伍素质。
七、加强中医药工作，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努力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作用，贯彻落实《全国中医药系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方案》，建立健全中医药参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机制，加强中医药应急救治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提高中医医疗机构应急救治能力。做好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工作。成立中医药防治艾滋病指导中心，并在重点省份建立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临床基地，研究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方案。按照《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强化乡村两级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功能。制定《乡村医生应具备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基本标准》，启动农村中医药人员培养项目。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工作，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建设一批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注重对中医临床治疗有长处的病种研究，认真实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和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研究制定《中医药条例》有关配套文件，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修订一批中医药技术国家标准，制定一批中医药市场准入、技术评价的行业标准。加强中西医结合重点医院的建设。继续做好一批民族医药文献、理论的总结和研究，发掘和推广切实有效的民族医药诊疗技术。筹备召开第三次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积极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
八、加强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卫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弘扬抗击非典斗争中恪尽职守、救死扶伤、无私奉献、严谨求实的精神，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理念，始终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继续开展卫生系统具有行业特点、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推进“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活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教育，深化改革，规范管理，严格监督，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建立起教育、制度、监督、惩治并重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狠刹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不正之风，维护卫生行业的良好形象。坚决查处药品回扣、开单提成和索要、收受红包等违规违纪行为，并完善医院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通过执法检查、媒体曝光等方式加大监督、查处力度，依法严肃处理少数不法人员，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大力宣传和表彰卫生系统先进典型，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建立和完善各项监督制约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为患者提供质量较高、费用较低的医疗卫生服务。按照“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全面落实纠风工作责任制。对纠风工作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追究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九、密切国际及港、澳、台卫生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加强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探索新的合作思路，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维护我国利益。探索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加强援外医疗工作，完善有关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发挥援外医疗工作的作用。
扩大与港、澳、台地区卫生交流与合作，继续开展健康快车以及其他合作项目，稳步推动两岸医务界的民间交流。


司法公正及其载体与支撑点
——谈司法公正与司法制度、法官素质建设和社会道德水准

提纲：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这种良好载体，同时还需要足以支撑这种载体正常运行的物或者点。
1、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
2、又是司法公正的一个支撑点。
3、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4、又是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支撑点。
5、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
6、以培养高素质的法官群体，
7、又是司法公正的载体。

多年以来，社会上"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党政领导和权力机关几乎都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矛头无一例外地直指司法机关内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形象日趋萎化，本来就未曾树立起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几乎荡涤无遗。为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整顿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高人民法院为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于一九九七年开始就实行初任法官全国统一资格考试制度，随后又相继制定颁发了《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四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同时会同有关部门修改了《法官法》，于今年实施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进一步提高了法官的门槛。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方式和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试图建立起一种符合现代审判规律的内部管理机制和审判机制。从加强合议庭、独任审判庭职能到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的产生，从而强调和加强庭审功能；从贯彻公开开庭审理、当庭宣判到电视现场直播，从而强调审判的公开性；从推行当事人举证责任制至统一的证据规则的制定实施，从而强调当事人主义，弱化法官的职权主义；从庭审的纠问式变抗辨式，从而突出法官的中立身份，进一步体现审判公正；从书记官集中管理到建立书记官管理系列，从执行方式的改革到执行机构的改革一一设立执行局，由省高院统一管理协调执行工作，从而说明法院为实现司法公正，改革已进入了深层次。凡此种种，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系统，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和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几乎已穷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司法腐败和实现司法公正。然而，司法腐败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司法公正远未真正实现。因此，近年来，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及其他有识之士，不得不把深思的目光更多地关注到司法外部环境及其制度与根源上。要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仅仅只是一个载休，就如高速行驶的卡车，除卡车本身具有这种负重高速的性能外，它还必须有坚实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必须有铁丝网、树木花草作隔离屏障，同时还必须不会和不敢有人破坏保障这些卡车单向运行的隔离屏障。这就是说，司法公正不公要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这种良好载体，同时还需要有足以支撑这种载体正常运行的物或者点。

一、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

在我国，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不甚明了和模糊的概念。有时将公检法司安均视为司法机关，将上述机关分别行使的刑事侦察权、起诉权、法律监督权、审判权，对犯人的监管权均认为是司法权；有时又公将检察、法院人作为司法机关。肖建国博士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一文中曾论述说司法“主要是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争执，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而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有赖于法院的维持。”“在历史上，司法和司法机关曾是反对专利、对抗王权的一道屏障，负责监督政府、保护人民，同时也有效地保护法官”。这就说明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一种国家权力，它必然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行使司法权的结果必然具有终局性，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必然具有被 动性。显然，只有法院和法院才具有这种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有司法权因有的本质，其他机关行使的侦察权等权力更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司法权既然起着定纷止争的作用，那么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因此，国家权力保障制度是司法公正的一个支撑点。

（一）分解检察权，真正树立司法权威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同时又依法行使着部分刑事案件的侦察权，代表国家行使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同时行使侦察权和起诉权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自然很容易被漠视和侵犯。当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裁判行使抗诉权时，实质是国家的一种权力对国家的另一种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最神圣、最具权威，唯一具有终局性的司法权的公然蔑视和挑衅。这种公然蔑视和挑衅国家司法权的制度，使得公众不再信仰法律，也彻底破坏了公众心中“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殿堂，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理念。因此，有必要将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一分为三：反贪局、渎侦局，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单独成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机构，行使对国家公务员的弹劾和刑事侦察权；其法律监督权只能由国家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而且，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对法院之个案裁判行使抗诉权；检察机关只履行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裁判不服只能由受害人行使上诉权。唯其如此，才能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确保司法权威。

（二）改革法官任命制度和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确保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任何个人干涉。”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法院的法官均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庭长、副庭长、院长均需经当地党组织考察决定后再提请任命，法官的工资和法院的各项经费均由当地政府拨付，加之我国又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因此，法院人财物，法官的晋升任免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控制。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只能是一纸空文。在行政权无限扩张的今天，行政权本来就需要司法予以制约，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反而司法权地方化、司法权行政化，司法机关沦为地方政府的服务工具。这种局面和状况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公众和社会对司法丧失信心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没有行使权介入的诉讼中，面对失当的裁判，当事人通过上诉申诉有得以纠正的机会，而一旦有行政权的介入，当事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种机会。因为法院很难不屈从于这种强权。为了使司法权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尤其是地方行政权，建议在法官任免上，大法官由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他法官一律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且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官的薪金和法院的经费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中央财政足额划拨至最高法院统一管理调度使用，其经费能足以支撑整个诉讼运行，且法官的薪金能够与其身份地位相符，而非象目前绝大部分法院那样得靠争揽诉讼收取的费用来弥补缺口工资和办案经费。

（三）完善党的领导，走出司法独立的误区

我国宪法规定党领导一切，作为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必然接受党的领导。如何看待和认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确实存在一些误区。当地方党委对一起经济纠纷指定法院作出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判决时，当地方党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利于该地当前中心工作的开展或会影响当地某一部门的利益，指令法院不予受理该案或判令驳回起诉，面对这样的地方党委的领导，法院该不该接受呢？接受了这种领导，显然违背了宪法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宪法是党领导下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体现了党的根本意志，如果法院接受地方党委的这种领导，岂不是违背了宪法，违背宪法不更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吗？早在1926年，刘少奇同志就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的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反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刘少奇选集》下卷 第452页）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司法工作方向性的领导上，而决不是对个案的干涉上，党的意志已集中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而且，由于我国党政合一，地方行政长官同时是地方党委二把手，地方党委也同时管理着大量的行政事务。因此，即使是党委出面跟法院打招呼、下指示，也实难区分究竟是党委的领导还是政府的干涉。因此，服从和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就是司法机关和法官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要敢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四）改变现行审判体制，确保法官独立。

司法独立，其核心是法官独立，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1987年8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指出，每个法院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其第3条又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等和上司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差异都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我国法院现行的审判体制中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审批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制、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个案请示汇报制，严重妨碍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实现。在这种制度下，法官个体对案件的裁判并无独立可言。故此，建议对有关法律规定予以修改，在法院内部不再设立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和庭长，院长只是行政职务而审判职务，可设院长助理协管法院的日常行政工作，或暂保留庭长、副庭长，但规定只属行政管理职务，而非审判职务，不得履行案件裁判的审批权力。法官只得就法律的理解向上级法院请示待法官素质进一步提高后，一律不得向上级法院就案件进行请示汇报，既防止了因请示汇报出现“一审终审”，更主要的是确保法官独立。

二、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

法官是司法的载体。法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从国外经验看作为法官，必须是法律职业者中的精英，必须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及无瑕的品行。如英国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出庭律师中选拨的，而且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出庭律师才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一般而言，有10年以上执业经验的优秀出庭律师才能有望被任命为高等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或有15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在其他法院有两年以上经验或15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在其他法院有两年以上经验或15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有资格被任命为大法官。

（一）我国法官队伍现状堪忧

目前我国法院队伍人数达30万人之多，在方面是所谓的“法官”队伍宠大，另一方面是真正从事审判业务的不多，与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相矛盾。就基层法院而言，约有30—40%以上的人员从事诸如法警、书记员、纪检、监察、质检、信访、司法技术、司法行政、后勤保障等非审判业务性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具有审判资格；约有10%至15%的审判人员即3—4.5万人从事执行工作，真正从事审判的人员不足50%，即不足15万人。而在法院的审判人员中，业务能力相对较强的人员又基本上担任着院长、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及纪检组长、监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等职，少有时间办案或基本不力案。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许前飞法官对辽宁、广东、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9个省市10个中级法院的调查，推算出，我国目前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不足12万人，从事执行工作的在2.8万人以上。这就是说全国法院约12—15万人的法官每年要审结近600万件各类案件，执结标的逾3000追亿元，基层法院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本科以上学历不多，基本不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其操守品行和司法能力均普遍受到公众的怀疑，真正的法律界精英不愿也难以选拔到法官队伍中，尤其是难以选拔到基层法官队伍中来；相反，由于司法环境的恶化和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以及非主观原因可能遭受的错案追究，已使一部分青年法官试图通过律师资格和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或研究生考试跳出法院，寻求其他职业，从而造成现有人才的流失。

（二）亟须营造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环境和氛围

1998年，最高法院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从事法律教学的教授、研究员、一级律师和从事法律工作的正处级国家机关干部。然而，报名人数廖廖无几，总共不足十人。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而在西文国家，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简直是全国瞩目的事情，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选择。可是在中国没有人报，为什么？其一，法官不具有独立性，教授学者进了法院不能依自己对法律的深邃理解和良知独立判案；其二，法院和法院不具有权威性。任何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任何媒体和公民个人，都可以对法院的裁判乃至庭审活动妄加评判，甚至对承办案件的法官和人品操守妄加揣测诽谤；对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公民个人乃至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公然拒绝履行义务；其三，法院和法官不具有公信力。由于以前法官的任职条件并不比其他公务人员高多少，更由于近年来普遍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及受经费制约利益驱动的原因，社会和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缺乏信任感，人们远未树立起对法院裁判和法官言行自然认同的理念；其四，法官待遇低，法官一直按公务员制度管理，由于其流动性少，相对于行政机关，法官晋升的机会少，相比同龄同资历的行政人员，工资待遇偏低，尤其是地方法院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相当一部分工资及福利奖金得靠办案收取的诉讼费用弥补，甚至多年拖欠工资。在我国，法官这个职业远未达到它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身份。如果法官这个职业不会被人仰慕，法官职业不再神圣，那么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将得不到最终维护，社会的正义将难以被守卫，甚至连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可能难于保障。仰慕法官职业，既是崇尚法律，也是在崇尚一种精神。亟须和极力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是建立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的人文环境条件。

（三）建立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刻不容缓

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固然有利于高素质法官队伍的产生。但这种人文环境的培育，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尽快建立一种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有助于法官的素质逐步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同时，法官素质的提高，能较快地改变社会对法官的评价，促进这种法律人文环境的培育，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