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福利机构是指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社会福利性质，保障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社会福利机构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
第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 审批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需要，制定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
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规划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
第七条 依法成立的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以下称申办人）凡具备相应的条件，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筹办申请。
第八条 申办人申请筹办社会福利机构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申办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三）拟办社会福利机构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
（四）拟办社会福利机构固定场所的证明文件。
申办人应当持以上材料，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民政部门进行审批。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华侨以及国外的申办人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举办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筹办申请。并报省级人民政府外经贸部门审核。
第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根据当地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进行审查，作出同意筹办或者不予同意筹办的决定，并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第十条 经同意筹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具备开业条件时，应当向民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第十一条 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的机构，应当符合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下列基本标准：
（一）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必备的生活设施及室外活动场地；
（二）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标准，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和《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
（三）有与其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开办经费；
（四）有完善的章程，机构的名称应符合登记机关的规定和要求；
（五）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医务人员应当符合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护理人员、工作人员应当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
第十二条 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的书面报告；
（二）民政部门发给的社会福利机构筹办批准书；
（三）服务场所的所有权证明或租用合同书；
（四）建设、消防、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的验收报告或者审查意见书；
（五）验资证明及资产评估报告；
（六）机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
（七）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名单及有效证件的复印件以及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证明。
（八）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所报文件进行审查，并根据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进行实地验收。合格的，发给《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不合格的，将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第十四条 申办人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后，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章 管理
第十五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与服务对象或者其家属（监护人）签定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或者弃婴时，应当经民政业务主管部门逐一审核批准，并签订代养协议书。
第十六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
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应当张榜公布，并报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提交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第十八条 社会福利机构中不具备上岗资格的护理人员、特教人员应当接受岗前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九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其收益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分配使用，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条 社会福利机构的资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社会福利机构将其所属的固定资产租赁或者转让时，须经民政部门和登记机关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开展捐赠活动。不得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性等附加条件的捐赠。
第二十二条 社会福利机构在对外交往中应当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 社会福利机构变更章程、名称、服务项目和住所时，应当报民政部门审批。更换主要负责人，应当报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社会福利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应当提前3个月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报送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相关材料，并由民政部门报请当地政府对其资产进行评估和处置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定期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进行年度检查。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民政部门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审批和年检工作实行政务公开，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社会福利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根据情况给予警告、罚款，直至建议登记管理机关取缔或者撤销登记，并按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国家关于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侵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
（二）未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擅自执业的；
（三）年检不合格，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四）进行非法集资的；
（五）未办理变更手续，其活动超出许可范围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执业的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在本办法实施后的6个月内，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提出申请，补领《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目前，部分基层法院呈现调解率高，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也高的“两高”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调研发现，主要为以下问题所致：

　　一，片面追求调解率，是产生“两高”现象的思想原因

　　采用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经验，是人民司法工作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也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优良司法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传承、发扬和创新。2010年6月7日，最高法院颁布施行《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调解若干意见》），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我国人民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说，司法调解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首创之举是拓荒的话，那么《调解若干意见》所确立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则标志着司法调解的精耕时代已经到来。

　　但是，由于我国自2006年4月1日开始施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后，低成本诉讼催生了诉讼狂潮，大量社会矛盾纠纷涌入法院，使我国法院系统自2009年起连续突破千万件大关，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终无法获得有效排解。重庆市法院系统2011年的司法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一般法官的年办案数量人均都在120件以上，北京、上海等地法官人均办案一般都在200件以上。为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各级法院都把调解结案作为主要办案方式，贯穿于审判管理去要求每个法官；上级法院的年度考核指标都把调解结案率纳入指标考核，作为“硬杠子”要求下级法院和办案法官。在案件数量和调解结案率的双重压力之下，人们扭曲了审判思路，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审判思路的走偏，首源于各级法院的验收考核指标，贯穿于各级领导的层层加码，反映于每个法官办案实践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法院系统尤其是基层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表现在具体办案法官身上，根子却在上级和领导层，其后果不可避免地出现高调解结案率导致高申请强制执行率。建议上级法院重新设计年度验收考核指标，因为，“调解优先”并不排斥“调判结合”，调解或者判决都属于人民法院法定的办案方式。所以，提高调解率应属于一种导向，但不应当成为强制性考核指标。

　　二，调解宗旨贯彻走偏，是导致“案结事不了”的根本原因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以“案结事了”为宗旨。无论贯彻“调解优先”，还是坚持“调判结合”，最终之目的在于实现“案结事了”。因此，强调“调解优先”，就要求法官必须把调解作为一种办案理念、办案程序或办案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案方式，始终将调解手段置于案件审理、纠纷解决的首要位置，努力化解纠纷，达至“案结事了”之目的。强调“调判结合”，就要求法官科学把握适用调解或判决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根据各类案件的不同性质、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利益诉求，灵活运用调解或判决的司法方式（参见江苏高院司改办《能动司法的实践进程与制度构建》，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第24-25页）。即使判决，也要让当事人口服心服，从而避免或减少对抗性，为实现“案结事了”打下基础。因此，“案结事了”是“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根本原则和法官行为的指导方针。法官要以实现“案结事了”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基点，正确选用两种结案方法，而不能仅仅从方便自己、减少工作量出发去选择结案方式。

　　笔者认为调解结案的大多数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就叫“案结事未了，官了民不了”，属典型的“两高”现象。这样的调解不但毫无价值，反而添乱，反而使当事人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反感，并加重了执行机构的办案负担，而且将诉讼中的矛盾延伸到执行程序之中，增大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调解是不应当鼓励和倡导的，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纠正。

　　三，调解质量把握不严，是引发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在原因

　　“调解优先”的根本要求在于调解这一办案方法的“优先”适用；“调判结合”的根本要求在于调解与判决这两种法定办案方式的因案适用。但无论是“调解优先”还是“调判结合”，都必须把办案的着力点放在化解当事人的纠纷矛盾上。离开这个着力点，调解质量将无法保障。事实上，调解和判决两种办案方式，如果运用得好，都可以化解纠纷和矛盾。调解，注重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体现程序的自治性和纠纷解决的协商性，同时避免上诉和再审，实现矛盾消除的彻底性，较之于判决易于被当事人接受，调解达成的协议易于理解并自觉履行。在营造诉讼环境上，调解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特有功效，从而使友情重聚，亲情重合，爱情重圆。而判决，作为司法办案的最后手段，则在承担着解决纠纷职能的同时，更注重确定规则与程序维护，通过司法手段对纠纷是非分明的判决，来维系司法的公平、正义和权威，从而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审判的规范性和裁判的艺术性。集言之，调解柔性有余，而判决则刚性十足（参见《人民司法》2008年第7期载李方民《调判关系的司法定位与完善》）。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言，调解和判决都应当把重心放在力促矛盾的化解上，以达至两种办案方式之功能尽善尽美的发挥。应当说，这是“调判结合”的本意与指导思想所在。而就司法现实言，能够认真践行者也大有人在，且为世人瞩目。比如“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宋鱼水，“情洒农家、心系民众”的金桂兰和“以情动人，以理感人，以法服人”的陈燕萍等优秀法官，大都是因案而宜、重视过程、以心?Q心、关注弱者的调解高手和矛盾纠纷的化解能手。有心，才有解决办法；重视过程，才有推进化解的力度。如果象现在的一些办案法官，不找准纠纷的症结，不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的利益作考虑，不深入细致地循循善导，一味缩短调解过程，硬性催促当事人达成协议，甚至强迫调解、欺骗调解终结案件，表面上案件办结了，但问题却根本没有解决，“反弹”即成必然，高调解结案率最终引发了高申请强制执行率。调解质量的低下，促成了终端申请执行的趋势。因此，调解必须着力于矛盾的化解，重视调解质量，方能有效防止“两高” 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