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市场化及其影响

刘成江


　　当前我国银行体系已经隐藏了一定的利率风险，为金融稳定埋下了隐患。特别是中央银行允许商业银行发放中长期固定利率贷款，宣布放开贷款利率上限，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后，意味着利率波动将更为频繁，利率风险带来的冲击将更为明显。面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面临哪些利率风险的考验，我国的商业银行又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利率市场化的内涵
　　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管理当局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其核心内容是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对其理解有两种角度：一是从市场角度，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弃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使利率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按照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二是从制度角度，指在一定时期内中央银行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及经济政策要求等，通过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利率政策效应来影响和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与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般来说，利率市场化有如下几方面的内涵：
　　1．金融交易主体具有利率决定权
　　金融交易主体有权对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等具体条件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招标、或者是资金的供求双方在不同的客户与服务商之间反复权衡和选择。商业银行对存款的定价权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当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才能在对利率变动的程度和走向作出预测，并对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确定其价格。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以及基准利率的调控才具有较高的弹性。
　　2．利率由市场自发选择
　　金融交易双方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所达成的协议，可以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结构。利率水平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就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而言，取决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活动，并因交易数量、期限及风险的不同而形成一个利率体系，并且具有自动调节作用。
　　3．形成一个以中央银行利率为上下限、以同业拆借和短期国债利率为市场基准利率、有市场供求决定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
　　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构成了中央银行利率调控通道的上下限，而同业拆借利率反映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余缺情况，其水平介于存贷款利率之间。一般来说，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者几种交易量大、为金融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水平来确定。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同业拆借利率或者短期国债利率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从而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利率，也是衡量市场利率水平涨跌的根本依据。
　　4．中央银行通过间接调控影响利率水平，成为利率调节的主体
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主张放弃政府的金融调控。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基础，只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财政、银行与企业才能通过市场连接起来。
　　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竞争加剧，存贷利差缩小，国外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将引发银行同业激烈竞争，导致实际存贷款利差缩小。利差缩小或是因为存款利率上升而贷款利率反而下降，或是因为贷款利率的上升幅度赶不上存款利率的上升幅度。从美国来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存贷款利差最高达5.7%，随着利率管制的放松，存贷款利差逐步缩小，商业银行的利润也大幅度的下滑。大银行由于资金实力较为雄厚，它们通过规模经济较好地消化了利润下滑的压力，并通过金融创新开辟了新的收益渠道。而一些小银行在竞争的压力下趋于以高成本吸收负债，为谋求高收益而进行高风险放贷或进行投机。例如在美国、法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一些小银行为了生存，在存贷利差缩小的情况下，从事高风险的外汇投机买卖或其他投机业务，最终导致亏损，直至破产或被兼并；一些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经营规模较小的银行盲目的高息揽存，大副增加负债，然后以中长期的形式运用到风险甚高、投机味较浓的地产和证券行业中去。结果，这些机构因经营不善，贷款组合风险过分集中，资金来源和运用期限错配，造成存贷款利率倒挂，从而造成亏损甚至破产。
　　2．利率市场化将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形成巨大的冲击，银行传统业务主要是指存款和贷款业务，存、贷款业务在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中占有绝对优势，利润收入也绝大部分依靠利差收入，而存贷款业务与利率密切相关，因此，利率市场化将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产生巨大的冲击。就存款而言，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预计会有攀升，商业银行为了争夺存款，抢占市场，可能动用利率决定权提高利率。就贷款而言，商业银行的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有趋同趋势，一些优质客户将成为商业银行共同争取的焦点，商业银行可以为其降低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走向的逆向，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利差将下降。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存贷款业务在整个银行业务结构中所占比率相对较低，利率市场化对其影响程度大大低于我国的商业银行。另外，利率市场化带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使一部分筹资与投资从间接方式向直接方式转化，也将分流银行的客户群体。
　　3．银行的非利差型业务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利率变动对银行传统业务产生的影响将对银行利润造成消极影响。因此，非利差型业务将会有新的发展机遇。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利差收入在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中所占比率达30%-40%，甚至高达50%，而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差收入所占比率极低，有的甚至不足10% ，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商业银行必将注意力更多的投向非利差收入业务，从而跳出原先的简单的存贷款业务框架，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银行的业务空间也会大大拓展。
参考文献
1、陈小宪 2007 盈利能力的稳步增长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完善路径探析--从制度与理念契合视角

杨志刚


内容摘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被人民群众对其立法价值产生怀疑。新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的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能否达到目的。笔者认为这并不能使该罪摆脱尴尬境地，只有继续对本罪进行修改，并设置相关拱卫罪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等配套制度，才能实现立法本意。全文共7250余字。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新闻媒体监督


引言

　　自1988年设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群体化、巨额化，国家工作人员收入灰色化，使人民群众对刑法该条款的立法价值产生怀疑，被戏称为放纵贪官的“华容道”。新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第十四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的增加，受到各界热评，一时之间议论纷纭。有说这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得贪官“挡箭牌”效用大减的；也有说提高刑期也还是重罪轻罚，不是治本之道的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制度与理念契合视角对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一些理论上探讨，以使该问题能进一步的研究。

一、相关法律规定

（一）我国该罪的立法现状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增设了这一罪名，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1997年刑法将这一罪名纳入贪污受贿罪体系，并作出了“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明确规定。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法定刑由原来的五年提高到十年。

（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反贪污贿赂犯罪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抑制腐败、预防其他贪贿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的立法选择景象各异。

1、立法模式：

　　第一种模式：财产申报制度＋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刑事司法救济途径。如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第二种模式：财产申报制度＋自身的刑事惩罚。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种完备的行为规范，不仅提供了赖以遵守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提供了相应的刑事法律后果。如美国、英国、法国、韩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第三种模式：只在刑事法典中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由于缺乏相应的前置制度，其刑事追究程序的启动带有偶然性或者偶发性，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拥有的可疑财产做到实时监控，其反腐败功效也会大打折扣。

2、入罪的罪名：

　　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立法选择不同，入罪的罪名也各异。有以拥有来历不明财产罪入罪的，如香港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将其定为官方雇员拥有来历不明财产罪；有直接以贪污或贿赂罪入罪的，如新加坡1988年《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直接规定为“贪污罪” ；文莱1982 年防止贿赂法、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规定以贿赂罪处罚；也有以拒不申报财产罪入罪的，如菲律宾1989年《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道德标准法》、韩国1981年的《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台湾1993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直接规定以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犯罪处罚；还有以其他罪名入罪的，如泰国反贪污法规定以“滥用职权”的罪名进行处罚 ，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败法以“刑事不良罪”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3、法律责任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责任主要有：①按民事诉讼程序收缴所得，并解除公职，如泰国； ②行政法上的处罚，如韩国《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的处罚有：警告、责令改正错误、过失罚款、公布其虚假登记事实、解任等；③罚金或者监禁（有期徒刑）。如新加坡、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均规定，对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可以单处或者并处有期徒刑和罚金。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尴尬境遇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立的初衷，在于阻遏任何以非法手段获取巨额非法财产而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但随着职务犯罪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刑罚不当”，被群众戏称为腐败者的“免死金牌” 、“救生圈”和“护身符”、放纵贪官的“华容道”等等。其在司法实践中屡遭尴尬情境，主要表现如下：

1、立法本意未能实现，也不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腐败分子在被查获后一般都会两害相较取其轻，选择拒不如实说明财产来源，这样拥有几百万元甚至高达几千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而被判处几年有期徒刑的案例屡见不鲜 。刑法的威慑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不能达到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法益效益。长此以往必然动摇社会公众对反腐败的决心，也使人们对法律的公正性心生怀疑。

2、罪刑严重不相适应，且自设立很少单独适用过

　　该罪的罪刑配置不仅不合理、不科学的，也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均衡原则相违背的。只要贪官们足够“聪明”，足够“坚强”，保持沉默，拒不交待，与行贿者及其他涉案人员串通一气，将贪污受贿行为全部“成功”迫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便能从中获利甚丰。这样该罪实际上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兜底条款，给执法带来了诸多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