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构 建 国 企 并 购 规 范 空 缺 结 构 的 可 能

范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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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规则的空缺结构是其存在的实际表现，同时也是其“活的成份”浸入的客观要求。（1）因此，在规则建构的更高级层次上，以空缺结构完成的补漏则是更具挑战性的考验.这不仅是对立法技术提升的要求，更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进行提炼和概括能力的拉长。本文并非论证空缺构的必要和必然，而是试图对国企并购规范中可构建的空缺结构模型进行探寻，而不是无非如此的补旧如旧。
关键词: 国企并购规范 规则的空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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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对法律规则的可能应有现实的必要认识，也就是要对规则的应当和在此之后的若干关系有充分的了解。社会不可能处处事事都布满规则，法网之“疏而不漏”的辩证是不可不去理解的。是“疏”然后才“不漏”，但所谓“不漏”则必然有“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限制和取消限制是同样的重要的。事实上，规则并不只是限制，而是对有效性的选择之一。有关政策、原则和规则之间的关系，不能认为仅只是一种层次递进的结构，有关原则下的规则之间并不仅是从原则出发而产生规则，事实上，这种产生往往会导致一种固定僵化模式，即在对政策和原则的认识上开始的行为规则所发展的规则枝形结构，实际上往往会失去对原则的内在性把握。也就是说，对原则的认识是会发生改变的，随着社会发展所导致的认识条件改变，原则往往会导致另一类规则出现的应当，规则并不是一直不变地体现了原则，原则本身也应是可遵循的规则。德沃金说：“政策”是“规定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一般是关于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改善”，而“原则”则“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势”，它只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把“一项原则说成是确定一个社会目标”，“或者把一个政策解释为声明一条原则”，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区分破坏无遗。”但有关原则和规则的区别则是在于“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者完全无效的方式” 。但原则就只是“主张某种方针的理由”。在相关情况下，官员们在考虑决定一种方向或另一种方向时，原则是“所必须考虑的”根据。“原则具有规则所没有的深度——份量和重要性的深度”。（1）然而对于原则的遵从却往往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实际情况：也是就 “以对待法律规则的方式对待原则”或者“否认各项原则能象规则那样具有约束力”，（2）都具有许多尚须深入认识的地方。我们不能说现行有关法律规则，尤其是部门规章是没有根据的，而只能说它们是根据“法律原则”所产生的，但这些原则是什么，原则本身的约束力又如何体现，却是混乱和茫然的。对于国企并购所涉的若干法律规则而言，要求国有资产 “保值和增值”的目的，是政策，这个直接的政策目的后面，应该是通过“并购”实现的规模化效应，带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更大的社会目的。与此相比，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直接性和局限性（事实上，相当多的国有资产在经济流转中并不能做到保值增值），是并存的。那么，有关于原则与此不应发生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法律的原则不能直接出之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直接的政策目的。然而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必然表现，则不能不与政策相关（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这种状况下法律原则被忽视，在所难免。法律规则天然要反映法律原则（它的依据），而不能是以政策做为它的体现（对社会而言公平的必须）。国有资产无论“全民所有”或“政府所有”，仍然是所有者虚位。当然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代表公众利益（公共利益），因而政府所有而产生的所用，是公益的需要。但还有另一面，也就是对于现实经济结构中国企所占的主流地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社会目的实现的影响，要求必须对国企的利益和作用予以重视。这种“利益”惯性和作用的惯性，当然并不存在同样的理由。政府控制经济首先要把国企搞好，并不在于搞好国企是调控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国企“并购”中的若干规则无疑具有以“暂时性”为主的特征。当然，“法律的稳定性”与“可变性”是相对的，但“暂时性”显然也包含常态的“可变性”。然而“暂时性”的含意仍然偏重于即时之需的非常态。“暂时性”也不能等同于法律的“例外”，因为“例外”对法律规则而言是具有“普遍性”的。哈耶克说：“立法者的权力之所以不是无限的，”是因为权力的基础是在于“他使这些有效的规则不仅被公民视作是正当的规则，而且他采纳这些规则的做法本身也必定会对他赋予其他规则的有效性的权力构成限制，”（3）国有资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和运用的特殊性（发挥作用的期望），但这必然构成对其他主体财产权保护规则有效性的限制。因此，有关国企并购中实际所涉的种种法律规则，对实际上有效的仅是若干政府职能部门规则的认识，应有的转变是：对“特殊性”所决定的特别规则在法律规则所构成的体系空缺（以法律的例外出现），给予恰当和正当性的合理调控，以及对有效性而言不能丧失的对法律整体性影响的限制。当然并不是仅对国企并购的法律关系而言，但对空缺结构的需要，对于国企并购这一特殊的法律事实，尤显重要。
一、做为规则整体性的必然空缺
法律规则的整体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假设法律是一套前后一致的，与正义和公平有关的原则和诉讼的正当程序所构成”，（4）不仅如此，有关整体性还体现在其作用上，“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的有机体。”（5）这个“有机体”的作用是要通过“整体性”来评价的，法律规则运行中的某个环节或某一部份的结果，并不产生具体的作用。但是，整体性并不是全面性的同意语，至少有关整体的作用能够体现社会对其要求就应是全面的，法律规则的不断增减和修改，也正是在实现这种整体性的要求。但是相对于规则变化的绝对而言，现实规则的建立都是存在不足的，这种不足当然不是空缺存在的必然，空缺的必然存在应该是指“在规则范围和判例理论留缺的领域，法院发挥着创制规则的作用”，（6）但并不仅如此，事实上，有关空缺之处，仍然是规则可控制的，也就是通过“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法律制度，（7）在“灵活性”体现上的“余地”，就是空缺的存在。还有，就是对结构整体性而言，整体的无限要求以有限的形式实现，空缺是必然的，以及对于结构本身而言，法律锁链之间的联结，当然不可能完成密不透风的结果。对于国企并购这一特殊的法律调整领域，要形成其规则的整体性效应是必然的，但问题是现实状态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都表明一种忙于补漏的即时之需所带来的混乱，对有关从整体性效应上追求开始，也许是时机还远远尚未成熟，但这并不表明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不应该开始。恰恰相反，正因为某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造成了法律规则体系内部各部份之间的相互干扰，使这一领域法律规则作用的发挥受到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要思考有效，必然要追溯到整体性问题，要建立整体性的体系，则必然要考虑可留空处在那里。
1、国企产权所有者权力与责任的必要间隔
国企产权所有者虚位问题，仍然是国有产权理论的一个核心困结点。无论是“从全民所有”到“政府所有”，或者是“职工”代表、厂长、经理“代表”，都不能很好解决有关所有者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因此，有关法律规则也就充分表现了内涵不清、边界模糊的特点，但极明显的是从“厂长负责任”走到现在的国资委“负责任”（包括政府的财政部门），并没有减少“婆婆多”的问题，在实施有关相互制约上“婆婆多”的好处和坏处也是“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有啦”。当然，有关国有产权理论的焦点问题姑且放在一边，至少在有关对法律规则整体性所要求的空缺结构，还是可以有所体现的。
（1）。企业公司做为国企国有产权所有者代表者缺省
《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行使国企产权所有权，第6条规定：“分级行政管理”即“各级政府具体行使国企国有产权的所有权”，第8条对“企业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权”的明确，是将“收益”做为所有权者的体现，以明确国家所有权的“实现”。这仍然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所明确的有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也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核心仍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的权利分离。《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的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分级管理的主体的区分和变动不是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分割和转移”，即“国家”是“惟一性主体”。所有者的代表在此有了明确。但是在“管理”问题上出现了交叉，即“分级管理”的主体即各级政府，与“经营管理”的存在混同的不清，至少是在法律上缺少严格定义的。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政企分开”，确保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那么，企业 “自主经营”的“管理”，与各级政府的“管理”之间分开分清没有，是一个疑问。在国企并购中，尤为突出的是“处分权”问题，即“管理”者权力对企业而言的“依法处分”的权力，如何体现？1994年《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条例》有关“企业法人财产权”在第27条第2款规定“政府和监督机构不得直接支配企业法人财产。”并将有关对“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的“经营责任”明确为“企业”，并进一步规定为由“厂长（经理）”承担。（第30、31条），但事实上，“处分”国有资产的“管理”却并非是企业的“依法独立处分”。1989年《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的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出售国有企业产权，应由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包括具有需要出售、资产评估的程序、职工安置等均属“负责”范围，企业并无“依法决定权”。1989年《关于出售国营小型企业产权财务处理暂行办法》也规定对企业是否出售，其“审批权”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地方管理的国有产权转让，要经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1999年《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对出售规定“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但“省级人民政府认为不宜出售的，不得出售”。可见这些规定对“审批权”的强调，企业“处分权”的内涵已被剥离干净。但无疑“审批权”应当只是一种监督权，而不能等同于处分权本身。这些有关“审批权”的规定之中要求企业遵循可“出售”的条例制约，那么，应当对权力限制是，将规则交给企业，也就是在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明确中，纳入这些规则，而监管部门只是对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及时处理。2003年《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的规定，以及1997年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的意见》，均是这一方向上的规则。在企业国有资产所有人权利实现的问题上，股权转让所引起的国企“并购”，显然有《公司法》和《证券法》做为基本法律规则调整，而若干行政部门规章做为“例外”却仍然保持着上述越界的趋向。1994年《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法人财产权”问题，仍然强调“政企分开”（第3条），但“国有股”由“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持有”，而“国有法人股”，由“作为投资主体的国有法人单位持有并行使股权。”但转让“国家股权”要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各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因此，有关“公司法人财产权”与“股东权”并非体现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关于财产处分权，对国有独资公司和控股公司而言，因引入公司法调整，则不存在上述国企产权“管理”中的问题，即“处分权”已有法律规则的明确指引，但在持有国有股权的国家授权投资部门、政府管理部门和公司法人之间，这三者关系中，仍然在法律规则的“例外”情况下，对“处分权”存在上述的“名实不符”的问题，即持股单位的转让行为要经过的“审批”程序，并非由其自主决定先行对若干规则的遵循，而审批部门只负责审查监督，事实上，是审批部门在决定规则并以这种规则行事后才会“批准”。这在《股份有限公司中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并无具体的明示，也就是“审批”依据是什么，并无明确，但在关于向外资转让股权，如2002年11月8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中对“国有股权转让”的改进之处是在于实施转让应由“公司”遵守的规则有了明确，即其第6条、第8条对“符合改组要求”的规定，包括“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符合产权政策” ，“控股”的要求，以及资产保值、职工安置等，但仍将“转让协议”的生效确认交由2001年财政部《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这事实上将原有的“企业法人财产权”中的“处分权”已基本收回。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其第4条所明确的国家出资人“职责”和“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与责任的统一”的“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规定出资人职责由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履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但第10条仍规定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其21条对“分立、合并”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规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但仍需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第30条规定有关“产权界定、产权登记、产权评估监管、清产核资、资产统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由此可见，企业对国有产权的“依法处分权”已实际上不复存在，这一变化当然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职责的法律规则使然，由政府及国资监督部门名义上的监督，但实际上有权处分变为名实统一的行使财产处分权，企业只有“经营权”。问题是《公司法》所确定的“法人财产权”原则是否已被突破？出资人职责并不等同公司法人职责。那么，是否《公司法》对此情况应在原则上留下“例外”的空缺？显然出资人承担的有限责任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人以其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也就是说，出资人实际决定法人财产的“处分权”，但并不承担法人的全部民事责任。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体现，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也就是在《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的“出资转让”限制和第148条有关“国家投资机构”持有的股份转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之间，其相互制约，谁的效力更大？正是基于这样的矛盾，对企业国有产权的所有人“代表”中，应当的缺省是企业或公司。也就是应由政府及国资监管机构行使“代表”所有人权利和承担责任。所有问题当然是有关企业（公司）法人财产权，但“例外”的空缺结构，可通过国家授机构权（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明确其民事责任。
⑵． 经营权对应义务中对国有资产确保“保值增值”责任应予缺省
事实上，企业（公司）“自负盈亏”的规定，应该是“现代企业制度”主要内容。1988年制定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并没有确定有关对国家“授予经营管理”的财产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中共中央1999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提出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概念，同样没有在“自主经营”权利中对应有承担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但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9条规定：“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承担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这里没有对有关控股企业要求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规定。条例第10条对“所出资企业及其投资设立的企业”，仍明确其享有“自主经营权”，但对有关“自主经营权”内容，却并无规定。第11条规定“所出资企业”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在这里，“自主经营”要保证只盈不亏，即对国有产权“保值增值”，显然是目标而不能做为法定义务。问题是对“保值增值”的职责要求被界定在了不恰当的范围内，即“经营”中的行为和在国有产权转让中的行为是不同的。1994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第15条对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责任人因“经营管理不善和决策失误或其他主观原因，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的”，责任追究，包括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直至法律责任”。1999年财政部《国有资产流失查处暂行办法》第2条对“国有资产流失”定义为“造成国有资产权益的损失”，其第6条规定若干“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包括在资产评估、转让、租赁、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合作，以及监管部门非法干预企业重组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但经营者的行为，规定为“不受所有者约束，滥用国有企业经营权”，这显然是对“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其边界和内涵并不清晰。同样带来了对企业规定负有对国有资产确保“保值增值”义务明确上的困难，也就是难以找到“自负盈亏”与“保值增值”二者之间的确切联系。应该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是完整科学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对使企业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的要求也是清楚的，但对企业“自主经营权”附加在经营中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是不符合市场规律和对“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人格的否定，这种义务规定不符合基本法律意义定义上的法人制度，也是不科学的。应该缩小企业承担“保值增值”义务的定义域，即对经营中确保“保值增值”义务加以缺省，而通过出资人职责的加强予以补充。事实上，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充分体现了这种补充。但该条例对出资人职责与经营者违背有关法人制度法律规则的，与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相关规定不一致，当然，对企业要求其在国有产权转让中确保价值不受损失，是恰当的，而对“增值”的要求，应是经营的目标责任，但不是法律义务责任。
（3）。 监管主体及对应的监管职责应予必要的空缺
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对出资人职责明确为“政府”及“国资监管机构。”但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却并未具体明确是指哪些职能部门。1991年《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国有资产的评估工作，由“国有资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2000年财政部《关于调整涉及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管理事项的通知》对“涉及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项目”的，规定由“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受理审批。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对国有资产评估，取消政府部门“立项审批”制度而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这是对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的职责缺省。2000年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问题的通知》对“国有股权管理工作”规定由地方财政部门和财政部审核批准，这是对原有规定，如1994年《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股权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对“国有股权管理事项”规定由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审批变更。原有的规定还见于1994年《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可见财政部及地方财政部门取代了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监管职责，但2003年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6条所规定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包括第20条至28条对“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的决定权，其中就有对企业“合并、分立”（21条），国有股权转让（23条）的决定。由此可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是惟一性的“管理监督”部门。但2002年《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第9条对“转让协议”批准后生效的决定权仍规定由“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1]325号）的有关规定报批。”也就是该规定对产权转让的“审批”决定仍归属财政部门。在该条中明确的“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审核”权，是建立在前者决定权之上的。2002年《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涉及国有股管理，由财政部负责审核。”有同样的规定。2002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由证监委发布，第16条规定对“国家授权机构持有的股份的转让，或者经行政审批方可进行的股份转让”，规定要“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没有具体的明确，但确定是在其管理范围之外。1999年财政部《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11条对经营、国有产权转让、分立、合并等规定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但第24条规定“境外机构”分立、合并、整体出售等，“须报境内投资者审核批准”，第22条关于“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分级监管的原则”，规定“由各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在这里，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和机构，国资委、财政部、经贸委以及政府本身，构成了一个职责交混、权力界限不清，甚至是前后变化很大的监管体系，当然还包括较为外围的证监委、外汇管理局、银监会、保监会、海关等，在此应有的监管主体缺省是：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为主体，其它皆为次要的可补充的履行部份职责的部门。其中尤其是《公司法》第71条中有关“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的“审批权”，应该缺省。因为既然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政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有关“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即为不必要的设置。
2、产权交易规则之间必要的间隔
交易规则的形成和运行必须具有整体性的有效，否则，在某个阶段或环节上的运行，由于继续下去的阻碍，其有效性将失去意义。在有关国企并购中涉及国有产权的转让，由于环节过多，势必造成连接上的问题，因此，减少环节是势在必行的。另一方面，调整各环节上相关规则的不相连贯之处，使整体性表现出前后一致的效应，也是充分必要的。
（1）。国有产权转让中财政部门的审批应予免除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1条规定国有企业的“分立、合并”，以及“国有股权转让”，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决定”，即由其接受委托代行出资人职责，那么，有关财政部门的“核准”，即财企[2001]325号《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所规定的财政主管机关职责，第9条规定的“分立、合并”的“批准权”，应划归“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有关企业国有资产财务状况监督职责的体现，应做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的“决定”的组成部份，是内部调节问题。同样，“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和机构”的“决定权”，也应收归“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企业（公司）在这一链结中应明确不再具有财产处分权。《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第9条中关于“转让协议”的批准权，应交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也应明确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负责。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应该废止
2001年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管理工作的意见》中肯定：“资产评估机构已初步具备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条件”，从而将原有对国有资产评估项目进行立项批复和对评估报告的确认批复予以废止，不再进行立项批复，而只对评估报告予以“核准”备案。因此，原有对国有资产评估立项的程序已不再必要，从而有关对国有资产评估的监管程序也将不复存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有关评估所涉相关规则，完全可以平等地遵从现有法律规则进行，这也是市场交易对平等原则要求的体现。
（3）。 国有资产评估价在相关规定中的作用应予减少
2003年12月31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规定，有关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因此，以评估价做为基础，在《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第8条中做为转让国有产权的“价格依据”，不再适应。与此相类似，若干评价尺度也必须做相应的改变，如对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11条和第29条所规定的对企业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责任的认定，在尺度上应有相应的变动，因为市场交易价的公开、公平，其与评估所确定的价值之间的差距，必须予以公平对待。与此相关的若干规定，都应有相应的变动，否则，在客观事实上将失去依据的真实性。

二．政策的空缺
政策的变化必然带来某种沉积，对原有的社会目标因条件变化而发生改变，又往往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自然不能责怪政策的变化，但在因政策而制定规则时，不能不面临选择，虽然规则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不是政策的直接反映，而法律在其规则内的公平，是不能本现“多元主义的”，否则就没有公平可言。也就是说，就即便是多数人的利益为重，但因此制定规则，也不应损害个人利益。凯尔森说：关于“国家的秩序”和“法律的秩序”，“我们就必须承认称之为‘国家’的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说，政策不能不包含法律的“公平”的原则，即对每个个体、法人或自然人的平等。（8）
1．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政策适用范围应有局限
事实上，对资本而言，在市场流通中的保值增值的必备条件就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经营。对于企业国有资产而言，其前提条件如果是市场营运，那么对其“保值增值”就应以市场经济规律为首要规则，否则，国有资产的所谓“保值增值”毫无意义可言。显然市场并非没有风险，而将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划定在确保“保值增值”的红线上，无疑是对有关国有产权转让中涉及的问题无条件扩张所致。事实上，无论是产权界定、资产评估都是相对可以控制的静态区域，重要的是交易中的若干规则是否能有效防止作弊行为，但无论怎样规范，“经营”中的行为，是无法完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将这样一种不可能保证的责任加于“企业”身上，实际效果也只能是亏损的是大多数，“保值增值”是少数。尽管这种少数多集中在重点大型国有企业身上，但这并不能证明“经营”的无风险，从而使“保值增值”的责任有可信赖的依据。重要的是，对于国企并购中的若干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而言，宁“保”勿“损”的原则形成，无疑制约了因“并购”而实现“国企战略性改组”的步伐。因为有关资产评估的价值，应该只是“参考依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其资在可“利用”和“不可利用”之间形成的差别往往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市场价”虽然往往会有损国有资产的“保值”原则，但这种因市场价而形成的成交结果，会促使国有资产的“盘活”。当然对于受转让方而言会带来可利用的效益，但对于出让方而言，其资产也只有形成市场资本，才能实现“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政策，必须清晰其应有的局限。一方面，虽然有评估结果做为转让方“讨价还价”的“参考依据”的存在，但不能因“保值增值”这一目标而衍生相关的制约，从而使另一目标“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受到阻碍。从另一方面说，有关国企“并购”并非是某种“行政行为”，恰恰相反，“并购”的发生是市场主体交易的某种结果之一，在“自主经营”范围内，市场规律的制约是不应违背的。
2． 对国有企业“全面加强管理”必须有清楚的界定
从大的方面讲，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即行政管理，必须在国家行政权应当和有效的范围内。国有企业无论怎样理解都不可能变成行政机关的延伸，而只是“市场主体和法人主体”。因此，行政权虽能在其应当和可能的范围内有效，问题当然是怎样使这种有效的体现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营运和发挥市场经济的主体作用。这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制定的规则而言，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权限明确，也就是必须受到其应有的局限。从具体行为规则上看，若干对国有企业加强管理的规则，虽然在形式，多半并无越权，但实质上，仍逾越了应有的权限。在此，有关“出资人职责”的明确（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第5条第（二）项关于“确保出资人到位”的规定），应该认为是上述有关对国企“管理”权限的确认，即以出资人职责的法律规则来使有关国家所有权人的权力因有明确的规范而受到局限。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1条和23条对“分立、合并”以及“股权转让”明确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决定”权，但在其第13条和第14条对负有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管”和“防止”责任规定的同时，这种“决定权”本身将因失去“监督”而可能会被“滥用”。显然，“监督权”和“决定权”是不可混而合一的。因此，加强“管理”是不确切的，监督（包括对监督的管理）应是一种必要的局限。究竟是“监督”还是“管理”，其实已由有关 “出资人职责”明确给予了解决。显然，“出资人职责”与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7条第2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出资人职责”无疑应纳入市场经济法律规则范畴，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则是社会政治规则的范畴。但实操作上，很难体现这种明确的划分。当然，有关“出资人”的概念，其实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对应于《公司法》有关发起人的规定，第76条规定“出资人”应“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包括：制订章程、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递交募股申请、报送主要文件、制作认股书、召开公司创立大会、申请设立登记等。而做为股东权，包括对公司的监督管理、参与决策权、利益分配权及股票处分权。（9）某种意义上讲，国有公司“出资人职责”应该包括上述《公司法》所规定的有关发起人和股东职责的总和。但这并不能代表其拥有“董事会”和“经理”的职责。即使是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法》第66第规定，董事会“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这并不等于如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企业重大事项管理”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来行使“决定权”。（第20条至28条），企业（公司）的董事会因此而有职无权，企业（公司）做为“法人实体”因此而名不符实，因此，加强全面管理，并不等到于逾越其权限，而直接从事企业“管理”。但在事实上，对国有控股或独资公司而言，出资人职责以股东权力来衡量，“参予决策”和“监督管理”实际上虽与“直接决策”没有区别，但在形式上，以特殊性而论，这种独断权也不应等同于“直接”管理权。因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并不是企业（公司）法人本身，而是行政管理机关。确切地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应该通过“董事会决定”而形成。在这一点上，2003年12月31日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所体现，其第11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转让，应当由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并“应当听取转让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但其第8条仍保留有关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有产权转让的“决定权”，虽然包括“批准权”，但在做为“出资人”权利的体现上，其“决定”权体现无疑会形成对企业（公司）“管理权”的否定。究竟对国有独资企业（公司）而言，企业（公司）做为法人实体的概念要不要清晰，或如何清晰，是很值得研究的。
3．“自主经营”政策的淡出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无疑是以“自主经营”为其基本内涵的，有关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规定，实际上有可能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重复，并会形成不必要的干扰，主要体现在自主经营相对于“不自主经营”而言，是不明确的。事实上，与其说企业“自主经营”是一项政策，不如说是一个政策概念。因为有关出资人职责的体现，所对应的也就是股东权的体现，在法律规则范围内，所谓边界模糊的“自主经营”，就会变得失去意义。因为股东权对于尤其是国有独资公司而言，其“董事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实际上是“出资人”意志的直接体现，原有的企业（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已不能体现股东权利和企业（公司）权利之间的关系。如《全民所有制止工业企业法》第34条所规定的“向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以及“发行债券”，等重大事项，是由“出资人决定”而不是由“企业（公司）决定。”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1条规定企业“增减资本”和“发行债券”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但第22条又同时规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企业增减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由“董事会”和“股东会”决定。两个“决定”之间无疑“出资人”的决定在形式上虽有异，但实质出于一人。至少在原有的“自主经营”概念内涵上，有所减少，企业的“自主”，实际上已演变成“出资人”的“决策权”所主导。做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国家行政机关，其“决策”权力以“出资人职责”的形式出现，并不能表明其仅只是纯粹法律意义上财产所有人的代表。由于行政机关以行政权力作用形成“规则”，往往会与法律在一般状况下的规则发生逆向作用，使法律规则不能不让出其规则的有效范围。一方面，“出资人职责”在以“股东权利”的法律规则所允许的形式体现时，企业（公司）的“自主”权丧失是无可非议的，另一方面，对国有控股尤其是独资公司，“自主经营”政策并不能体现企业（公司）正常经营权利所包涵的“法律定义的”范围。因此，以“自主经营”这样一个相关政策来指导国有企业的正常运作已失去意义，只会为因此而产生的若干政策的实现带来混乱，因为“自主经营”在区界不清的情况下，往往就是漏洞产生的根源。事实上，企业（公司）本身做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既已存在并已营运于市场法律规则范围内，自然具有其应有的法人权利和地位，而无须再以“自主经营”政策的“允许”来形成内涵不清的混乱和干扰。

三． 原则的空缺

1．法人制度原则应有的留空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即对法人人格完整性的确保原则。但对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而言，其持股人即国有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以国有资产监督机构的“出资人”身份，其行政行为所代表的股东权利行为，按照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行使“管人管事”的职权，实际上形成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全面掌控，对控股或独资的国有企业而言，使其相当程度上丧失了以法人名义行为的能力。但这种法人制度带来的变化，却是不可避免的。即有关一人公司的情况出现，使现有法人制度的原则，不得不留空。与此原则下的法人责任相对应，企业法人的“有限责任”却仍然在最基本条件上限制了企业与一人公司持股人划等号，而这种状况下被减损了相当部份的企业法人行为能力与其做为法人必要的存在条件（有限责任）之间，其核心的留空，实际上也是源自于现代企业制度对股东权的定义。
2、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应有的留空
事实上，行政机关的行为（交易行为），也就是履行“出资人职责”，对所持国有股的转让而言，显然是一种民事行为。但这种行为以行政决定的形式出现，如2003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第（二）项对“国有产权转让”的“决定和批准”行为，第13条第二款对“交易价低于做评估结果的90%”时对是否‘交易’的决定，是一种交易一方的交易行为，但却被当做“批准”和 “决定”的行政行为，这种行为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民事法律关系而言，是不对等的。因为行政机关的“决定”，并不负其“过失”应承担的对等义务。也就是说，对“交易相对方”而言，以“评估结果”交易，和以“市场价交易”的选择，前者是主要的，虽然是“参考依据”，但无疑是一种“格式条款”，具有优势地位，双方权利并不对等。并且，在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规定，以“国有企业”为义务主体，而实际的权利拥有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并不对合同义务负责，这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股东权”体现；大股东的决策权是以其在公司内的财产做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当这种决策操纵权的过度（违法），以“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可以适用对其个人责任的追究，但对行政机关做为“出资人”的股东权行使而言，则很难追究其过度操纵的民事责任，既使追究，也难以获得相应的补偿。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做为“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对“全民所有者”而言，是实际“缺位”的，即实际上并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委托方主体。也就是使双方权利义务成为虚设，行政机关的这种“受委托”行为，实际上往往被直接等同于“所有者”本身，政府对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负责，但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职责，而仅仅只是政治上的“责任”。由此可见，对国有产权交易行为 “约定”权利义务和法定权利义务，都在实际上形成了不对等，这种不平衡的倾斜显然需要对权利义务内容的恰当留空，因为这种矛盾在目前的体制上尚无法解决，法律原则的形成应当反映并适应这样的矛盾。即国有企业对“国有产权交易”有义务而无权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利而无义务的权利义务“二分法”的确认，至少存在对行政机关行为“过失”的民事责任“空缺”，其应予“留空”多少才是恰当的探讨需要。例如对有关过失责任人员的经济责任追究，应有多大的比例，应从有关实际管理人员的“权利”究竟多大，才能够正常进行管理的对应上求得解决，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年薪制的设置，与对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收入水平的考虑，有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值得考虑的。显然“出资人职责”的履行，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具体，个人承担多大风险就应有多大的获利，而不是“行政权属性”的行为，否则，有关对“过失”予以追究民事责任的规定，只能落空。
四． 结构对弥补规范缺失的作用
规范缺失之处的“空”与空缺结构之“空”的关系，当然不是空对空的无从着手和无意着手。显然极明确的空缺结构形成首先要解决的是现有规则体系中的混乱和庞杂之处的删除，即减法原则。不能认为缺失仅仅是因为国企并购中的若干规则尚未建立，恰恰相反，有关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规则，是一张织得有些密不透风的网，但值得深思的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仍是普遍存在的，在这种现象的背后，至少在某一方面反映了目前的规则体系漏洞众多，这是实质意义上的规则缺失。对漏洞的填补工作，却往往会导致盲目地频繁颁布新规则，这其中当然也有些是因为情况变化所致，但至少不可能透不过风去，法网再密，空缺是必要和必然的。也就是对法律规则的纲目把握是充分必要的。科学、有效和完整无疑是规则体系所追求的目标。
1、 行政规制“内部性”与法律规制之间关系的调整
（1）间接性的控制。属性不同的规则之间的冲突中，空缺结构应起到的作用是留出可控的余地，即对留空的控制体现为间接规定。如有关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的规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国有股一股，本身无法形成“股东会”。然而这种留空的形成，必然需要相应的规则补充，即对有关国资监管机构的“出资人职责”的“依法”行使问题，应做出明确，也就是包括“董事会”相对于国企而言的无法律意义的设置，亦应取消，从而突出股东权，即出资人职责受法律规范制约的特点，就是按《公司法》有关股东出资和股东权的规定，形成相关规则。有关公司“分立、合并”的决定，与股东权行使别无二致，并不需要特别明确对国企“分立、合并”要由“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或者授权的部门决定。”（《公司法》第66条），事实上，这是出资人的职责和权利，也就是股东权利，无须特别明确，况且这种明确似乎是一种法律规则的“例外”，但实质上仅只是一种强调，在法律的逻辑结构上，《公司法》并没有对这种强调设置处理，这也是其仅只是强调的证明。
（2）外在化。对有关行政规章“内部性”规则而无法律规则的空缺调整，应将这种内部性规则外在化。显然，这是对应有的空缺的移动。如对职工持股的若干规定，（1992年《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1993年《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证券法》却没有相应的规则予以调控，应将私募的若干规则，交由《证券法》予以确定，行政规则应不再做类似规定，包括对发行人主体资格的有关行政规制，也就是对国企或政府行为，《证券法》的调整权力和能力，所受到的考验，应该是法治进步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国有股权转让，做为部门规章形成的“内部性”规则，并不能等同于法律规则的普遍性和体现平等主体的原则。
合并与减少。外资企业法主要涉及市场准入规则，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明确的范围，为主要体现。有关外资企业的设置程序，固然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调整范围，但关于外资企业与若干行政规章对这一法律关系的调整而言，显然存在立法主体应具有的“公众性”特征。尤其对国企并购中若干法律关系应有的规则，政府立规在“交易平等性”上是受到质疑的，因为政府行为本身也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因此，对若干市场准入规则，应调整为外资企业法内容。另一方面，在外资企业的市场行为规则确立方面，《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法律“规则”，在适用于外资企业行为调整上，存在与外资企业法的“合并”问题，同样是需要明确的，当然这种明确会形成某些规则“例外”，但以《公司法》和《证券法》对外资企业的“合并”趋势来看，是应予考虑的。合并的后果无疑是减少有关繁多林立的行政规章，以确保前后一致，和“内外一致”。所谓“内”与“外”的分别，其实质不在于法律规则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会有分别，而是在于某种对“外”的特殊限制和“优惠”，随着市场开放的加快正在逐步减小，国家需要控制国内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只应在行政权属范围内。对外资企业的准入和依法规范并不是一回事，政府确立限制或“优惠”与依法对其进行监督管理也不是没有区别。“依法监管”与行政权在公法范围内正确行使的区别是，前者以现有的法律规则手段来完成行政权力的有效，是一种错误的重叠。因为行政权在其有效范围内行使即是合法的，以“法律的手段”则是在“形式”上利用法律规则，而在内容上体现行政权的作用，这是不正确的。行政权需要减让的是其对法律规则的干扰和突破，而法律同样以其“例外”体现的减让是确保行政权的有效范围。
2、对政府目标与法律目的关系的协调
政府在其行政权力有效范围内的建规立制，其目标是通过对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来实现，还是通过法律规则来实现，这二者之间关系是容易混乱的。当然，政府行为的必须合法，但同时，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也是一种“法”，政府是依前者行事还是依后者行事，其“合法性”是不同的。事实上，行政法规的有效范围本应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被愈越，也就是因为上述混淆的存在，使政府制定的规则往往被做为法律在平等原则下产生的规则来适用，当然不是说政府的立规没有考虑平等以及法律规则存在的前提，但既使是存在这些考虑，却并不等于政府的立规等于是立法。政府管理市场的行为与其管理国有资产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同样的“社会公众的管理职能”的体现，但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运行却必须依据市场主体平等原则而受法律控制，行政法规使法律以“例外”给予让渡，本应只在“内部控制”上有效，而不能破坏法律规则的普遍有效性，但实际并非如此。行政法规“效力”往往在与法律规则的直接关系中，以“优先”的地位使平等性丧失。这就需要空缺的调整，一是对这种形成行政法规与法律规则的直接冲突进行化解，留出余地；二是对法律漏洞以行政规制的方式进行填补，然而这不是直接规定其没有的东西，而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干预和控制，无疑后者是需要经验和技术的。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做好2012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机、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全面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2]1号），以及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2012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2011年，面对异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异常波动的市场环境等严峻挑战，各级农业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圆满完成“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的目标任务，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首次迈上11000亿斤新台阶，连续五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增加，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质量安全保持较高水平，重大动物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农机、农垦、乡企持续发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农民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量创历史之最，增幅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赢得了主动，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大。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出台了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基数和生产成本高、气候条件和市场变化不确定等诸多挑战，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和农民就业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各级农业部门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切实做好应对准备，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务必防止盲目乐观、工作松懈、政策减弱，务必防止粮食生产出现拐点、农民收入出现滑坡，坚决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好形势。

2012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坚持“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目标不动摇，千方百计使粮食产量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农民收入增幅保持在7.5%以上，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和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基础保证。

一、落实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进一步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

1.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2012年，中央继续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财政投入、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各级农业部门要抢抓难得机遇，搞好落实和配套，强化政策宣传，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基层、兑现到农户。把农业“四补贴”、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草原生态保护补奖、生产大县奖励补助、“菜篮子”生产专项等作为政策落实工作重点，积极推动新增补贴向主产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推动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落实好产粮（油）大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补助政策。推动完善和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生猪市场调控等政策，探索建立主要蔬菜品种价格稳定机制，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积极推进农业援疆援藏和扶贫开发工作，强化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推动完善农村金融和农村社会发展等支持政策。继续推动完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创新农村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合作，探索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有效办法。推动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和覆盖面，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开展设施农业保费补贴试点，扶持发展渔业互助保险，鼓励地方开展优势农产品生产保险。落实好农垦危房改造政策，稳步推进垦区城镇化进程，加快改善农场职工生活环境。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文化建设，推动落实好农村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文化惠民等政策，加快改善农村民生。

二、全力夺取粮食生产好收成，稳定发展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生产

3.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千方百计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依靠科技着力提高单产和质量，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秋粮稳定。夏粮突出抓好冬春抗旱和病虫害防控，落实好小麦抗旱浇水和“一喷三防”。早稻突出抓好整地和育秧环节，推广应用大棚育秧、集中育秧技术。秋粮突出促早熟和防灾减灾，突出抓好玉米生产，积极落实东北地区膜下滴灌和西北地区全膜覆盖技术，挖掘玉米增产潜力。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完善各部门协同督导粮食生产的机制，组织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考核评价，推动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继续加强粮食高产创建整建制推进工作，选择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科技水平高的产粮大市，率先开展整地市高产创建试点。推进高产创建示范片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相结合，改善高产示范片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在农资供应、耕作收获、生产管理、病虫防治等方面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业防灾减灾，加强墒情态势与生产形势监测和灾害预测预判预警，加快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完善重大病虫疫情防控支持政策。

4.统筹发展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生产。支持优势产区加强棉花、油料、糖料等生产基地建设，稳定面积、优化布局、提高单产、提升效益。继续推进棉油糖高产创建，开展整乡推进试点，与棉花轻简育苗移栽、甘蔗健康种苗、生产全程机械化等技术示范推广有机结合，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切实增强示范带动效应。加强天然橡胶等热作生产基地建设，优化生产结构布局，培育优势特色产品，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5.加快农垦现代农业建设。以农田水利、物质装备、科技创新等为重点，加强农垦大型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农垦粮食、糖料、棉花、生猪、奶牛、天然橡胶等供给保障能力，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农垦国有农业企业发展，使用好国有资本预算投资，推进资源整合和资本运作，促进产业转型，培育一批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

三、稳定发展“菜篮子”产品生产，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6.提高蔬菜等园艺产品生产水平。实施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优势产区生产基地建设。稳定大中城市菜地保有量，提高本地应季蔬菜自给能力。加强蔬菜生产信息监测，将监测范围扩大到580个蔬菜产业重点县。支持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设，提高蔬菜生产设施化水平。继续开展蔬菜、果树和茶叶等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推进标准化生产。

7.抓好生猪牛羊等主要畜产品生产。稳定发展生猪生产，切实提高母猪产仔能力、仔猪成活率和生猪科学饲养水平，加强生产监测和形势预判，尽快完善调控预案，适时启动调控措施，努力避免猪价大幅波动。大力扶持牛羊肉生产，重点做好民族地区牛羊肉生产保供。在牧区推进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在北方农区和半农半牧区推广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和高效集中育肥，在南方地区推行适度规模养殖。大力提高牛羊肉生产标准化、良种化水平，加强肉牛肉羊生产大县建设，提高牛羊肉综合生产能力。抓好饲草料基地建设，启动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继续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8.促进渔业健康发展。扩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规模，开展水产养殖生态环境修复试点，加快池塘标准化改造，提升水产养殖综合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开展良种体系建设与生产规范推进行动，新建一批大宗品种和优势品种遗传育种中心和原良种场，全面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提高水产原良种生产、新品种选育和灾后苗种调剂保障能力。扶持壮大远洋渔业，支持专业化、标准化远洋渔船更新改造和新渔场资源开发。加强渔港、渔政建设和管理。推进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

9.深入实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加强部门沟通协调，推动将各项支持菜篮子产业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推动地方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探索围绕生产用地保有量、重点产品自给率、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应急供给保障能力等指标开展责任考核。

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坚持不懈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10.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继续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切实加强“瘦肉精”专项整治和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对个别产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施集中治理。进一步完善国家和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对农兽药和饲料生产、经营、使用实行全过程监管，严格规范使用饲料添加剂。进一步加大农资打假力度，强化检打联动和综合执法。大力推广高效安全、低毒低残留新型化肥和农药。加快农业标准制修订步伐，加强“三品一标”认证监管，支持农业标准化整体推进示范，启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加快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确保年底全国所有乡镇基本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机构。

11.狠抓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落实强制免疫、检疫监管、疫情监测和应急管理等各项措施，提高免疫质量，果断处置突发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切实加强疫苗质量监管，严格实施日常监督、飞行检查、驻厂监督、批签发等管理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生产规程组织疫苗生产和检验活动，严格疫苗生产原材料质量控制。扎实做好优先防治疫病基础监测工作，在全国开展禽流感、口蹄疫、布病病原学专项监测，启动实施重点单项动物疫病防治计划。实施种畜禽场疫病净化计划，强化源头防治。继续抓好布病、血吸虫病、包虫病等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加强非洲猪瘟、疯牛病等外来动物疫病监视监测，防范境外重大动物疫病传入。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生物安全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健全动物防疫责任体系，规范畜牧兽医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执行《农业部关于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推进执业兽医和官方兽医制度建设，加强乡镇畜牧兽医站和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开展兽医实验室考核和检测比对工作，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做好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12.做好农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草原火灾防控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培训和演练，严格草原火灾隐患排查和防火督查，加强火情监测预警、应急物资保障和应急处置。加强农机安全管理机构设施装备建设，强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牌证核发和年度检验，实行农机定期免费检验制度，鼓励开展农机安全保险保费补贴。开展“平安农机示范县”、“平安渔业示范县”等创建活动。强化渔船进出港签证和渔船检验，推进渔业安全救助体系建设。加强“平安垦区”建设。

五、扎实开展“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13.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解决科技与生产脱节问题。以种业为重点，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导向，继续组织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推动落实一批种业和农业生产急需的科技攻关项目，大力发展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突破性新品种。深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完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链为主线、以综合试验站为基点的新型农业科技组织模式，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试验示范、辐射带动的积极作用。继续实施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和948计划，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研发，加强应对农业灾害、节本增效、节能减排、保障农产品安全等关键技术引进和研发。启动实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重点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和以综合性重点实验室、专业性（区域性）重点实验室、科学观测实验站一体化布局的农业部重点实验室体系，促进农业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和科技资源共建共享，加强科研育种基地、南繁基地、应用研究示范基地、检测中心、科学调查船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体系等建设和系统布局。完善、优化科研立项机制、分类评价机制、大协作机制，培育一批科技型农业企业，形成科技创新合力。

14.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管理体制，强化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对乡镇农技推广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度，严格上岗条件，落实岗位责任，推行县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农民三方考评。进一步加大投入，按种养规模和服务绩效落实推广工作经费，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推进各地切实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待遇水平，落实工资倾斜和绩效工资政策，确保基层农技人员工资收入与基层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相衔接。各地要落实配套资金，确保2012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市、区、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全面实施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新建或改扩建业务用房，配备检验检测、推广服务等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特岗计划试点，选拔一批大学毕业生到乡镇担任特岗人员。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工作纳入绩效考评，对每个县的推广工作经费落实情况、每个乡镇或区域站的建设进展进行跟踪管理，对机构设置、队伍建设、工作经费、条件建设、制度建设、人员待遇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5.大力推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重大关键技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种养模式、不同农时季节，及时发布抗灾减灾应急预案和技术指导方案，推广应用关键实用技术。推动落实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良法补助，重点推广“三北”地区玉米地膜覆盖和膜下滴灌、黄淮海地区小麦测墒补灌和“一喷三防”、东北水稻大棚育秧和南方早稻集中育秧、农机深松整地、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继续开展科技大会战，动员全国农业科教系统力量全员参与，组织全国70万名农业科技人员下乡、进村、到场、入户，扎实开展全年全程农业科技服务，实现对农业大县、重点乡村全覆盖。在17个水稻主产省（区、市）全年推广超级稻1亿亩以上。

16.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制定实施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种业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引领现代种业发展。推动出台一批种业扶持政策，特别是在支持企业商业化育种、良种繁育补贴、种子储备、制种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出台配套的政策措施。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扶持一批骨干种子企业，推动商业化育种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企业流动，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加强优势制种区种子基地建设，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等项目，在西北、西南、海南等优势区启动建设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种子生产基地，加快新品种推广步伐。加强种子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种子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建立相对集中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在粮棉油生产大县建设新品种引进示范场。加强种子供需调度，做好品种和区域调剂。组织开展种子执法年专项行动，确保生产用种安全。完善品种审定、保护、退出制度，强化种子生产经营行政许可管理，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套牌侵权、抢购套购等违法行为。

17.培养现代农业人才和新型农民。全面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依托现有重大科研计划、项目和基地建设，加强农业科研人才及创新团队培养，重点培养一批中青年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加强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高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县乡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工作。广泛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分层分类定期培训，选送基层农技推广骨干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研修、深造。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以培训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大学生村官、农村经纪人、农机手、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等为重点，加快培养一批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和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扩大农村劳动力阳光工程培训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农业科技大培训。

六、强化重大项目工程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18.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实施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间工程，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继续搞好农地质量调查和监测工作。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整县（场）试点、整乡推进，大力推进配方肥产业化，对小型智能化配肥设备开展补贴试点，鼓励建立配方肥现场混配供肥服务网点。扩大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规模，鼓励和支持农民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加强设施农业装备与技术示范基地建设，搞好田间灌溉、机耕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动田间末级灌排沟渠、机井、泵站等配套设施建设，发展小型集雨蓄水设施、应急水源、喷滴灌设备等。

19.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引导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工程和其它各类资金项目向示范区倾斜，努力把示范区建设成为优质粮食、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生态农业发展基地，更好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以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推进示范区建设，着力在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加强示范区建设的规划和指导，搞好监测评价，定期发布评价结果。研究制定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性文件。

20.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精心部署组织春耕、三夏、“双抢”、“三秋”等重要农时机械化生产，推动水稻和玉米机械化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农机深松整地面积继续增加。加强农机化推广培训，促进农机农艺融合。积极推广精量播种、化肥深施、保护性耕作等技术。着力解决水稻机插和玉米、油菜、甘蔗、棉花机收等突出难题，大力推进设施农业、畜牧水产养殖等机械装备，探索农业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鼓励发展大型、高效植保机械。因地制宜推广使用小型实用施肥机械。推动落实支持农机化发展的信贷、税费优惠政策，鼓励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购置大中型农机具。推动农机服务市场化和产业化，培育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农机企业、金融企业开展“社企合作”。

21.强化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沼气建设，支持发展户用沼气、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大中型沼气、乡村服务网点等。编制沼肥综合利用规划，启动秸秆综合利用等重点工程和项目，加快农村废弃物的能源化、资源化利用。继续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农业清洁生产示范，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一步加大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和修复治理。加大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和利用力度，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继续实施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扩大退牧还草工程实施范围，支持草原围栏、饲草基地、牲畜棚圈建设和重度退化草原改良。加强牧区半牧区草原监理工作。推动实施南方草地保护建设和牧区防灾减灾工程。推进渔业节能减排，强化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加大渔业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和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严格实施休渔禁渔制度。

七、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强化农产品营销促销

22.加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推进国家级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指导产地批发市场开展升级改造，完善交易场地、电子结算、信息处理、检验检测等配套设施。支持生产基地、专业合作社就地建设农产品窖储、加工、包装、贮存等配套设施，发展一体化冷链物流体系，提高生产者营销能力。推动落实免除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推动落实和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23.搞好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健全生产、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的价格监测体系，重点采集生产者价格信息，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民合理安排生产，增强面向生产经营者的信息服务能力。加强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做好重要农时的农作物种植意向调查和夏季粮油、早稻、全年粮食产量预测预报。

24.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组织实施《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抓紧推进“金农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工作。继续实施“三电合一”项目，完善12316“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组织实施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农业项目。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评估试点工作。启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工程试点。

25.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推进生产者与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宾馆饭店、学校企业食堂等直接对接，支持生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城市社区增加直供直销网点，形成稳定的农产品供求关系。举办多形式、多层次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办好第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活动，培育农产品展会品牌。加强鲜活农产品市场突发异动情况调度分析，妥善应对滞销卖难等问题。

八、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26.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积极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加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创立和保护，努力打造高效精品农业，提高农业效益。认定第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发挥专业村镇、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的带动作用，促进节本提质增效。

27.推进农村二三产业健康发展。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培育产业集群，促进转型提升。推动落实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吸纳农民就业能力和县域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惠民工程，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稳步推进休闲农业发展，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加强规范管理，完善行业标准，搭建服务平台，培育农民就业增收新的增长点。

28.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继续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改善农民工务工就业环境，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民就业创业的指导，大力开展农民创业就业培训，转变培训方式，促进培训与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紧密结合，提高农民就业增收技能。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农民创业园区建设，以创业带就业。

九、深化农村改革，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29.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落实财政补助政策，保障试点工作经费。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积极培育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继续推进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体系建设，加强土地承包法律政策执法检查。按照权属明确、管理规范、承包到户的要求，加快推进草原确权承包工作，依法开展草原登记。

30.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扶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推动涉农建设项目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实施。推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加强合作社带头人和财会人员培训，建立健全合作社辅导员队伍。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村官领创办合作社，组织好“国际合作社年”系列活动。

31.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抓好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优化龙头企业发展环境，引导龙头企业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和市场风险，推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深入推进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开展第五次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监测。支持各地加强农业产业化人才培训培养。强化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一村一品专业村镇、农户的密切合作，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32.加强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组织实施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项目，指导各试验区严格按照批复的试验内容开展改革试验，探索完善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掌握试验项目进展，强化监督检查，稳妥处理改革试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农村改革试验区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33.积极推进农村其他改革。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管平台建设，强化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推进以股份经济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推进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规范化建设，研究制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操作规程，推动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延伸农民负担监管领域，重点治理向村级组织摊派问题，研究制定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违规违纪问题查处指导意见。切实加强基层农经机构、队伍建设。深化农垦改革，健全完善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启动实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试点。

34.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巩固强化多双边和区域农业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和多双边农业贸易谈判，做好粮食、棉花、大豆、化肥等贸易政策制定和协调。加强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健全农业产业损害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农产品贸易救济。大力推进农产品国际营销，强化农产品出口促进措施，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引导外商投资发展现代农业，强化外资并购国内涉农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提高“引进来”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完善扶持农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

十、加强农业系统自身建设，以良好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再创佳绩

35.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继续通过“百乡万户调查”活动、选派干部基层挂职和支农锻炼等方式，鼓励支持农业系统干部职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制度，鼓励农业系统领导干部长期定点联系一个村、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一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入了解农业生产、政策落实和农民生活等情况，以点带面指导工作。

36.健全工作落实机制。不断改进方法、健全机制、创新方式，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和农户中得到落实。根据农时特点和生产规律，及时细化促进农业稳定增产、防灾减灾、节本增效、市场监管和安全生产等各项措施，确保各项重点措施在农业生产中得到落实。根据基层关切和农民需求，制定重大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案，及时将实用技术、市场信息、政策法规送到基层一线、田间地头，确保各项指导服务在农业系统工作中得到落实。启动实施绩效考核向省级农业部门延伸试点。

37.推进农业依法行政。完善农业法律法规规章，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农业立法质量。深入开展农业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为民服务机制，促进行政审批规范高效透明运行。扎实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及时、全面公开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务信息。全面推进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改善条件，加强培训，文明执法，努力提高执法效能。

38.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推进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通过结对帮扶、包村服务、送政策送技术下乡等方式，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强化涉农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强化农业系统内部以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向“三农”倾斜，形成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强化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违纪案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牢固树立农业系统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